“迪克西使团”

谢伟思等人的报告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高度重视，因为从美国的立场考虑，美国不仅要拉住蒋介石，还要防止中共倒向苏联一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共产党的实力和政治动机就成了一个紧要的问题。另外，罗斯福还有自己的考虑、他并不认为美国当前应该一定全力支持共产党人，但是确实是需要了解共产党，即使是美国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无所作为，这一行动本身也会给蒋介石造成一定的压力，促使他坚定抗日的立场，和美国合作。

1944 年 1 月，罗斯福总统同意了戴维斯提出“应当由总统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的报告，并于次月向蒋介石正式提出了允许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请求。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山姆大叔和共产党改善关系，所以他一方面对罗斯福的要求不置可否，想一直拖延下去，另一方面通过国民党在美国的关系打探美国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来龙去脉。当他得知以戴维斯和谢伟思为首的几个年轻外交官是这件事的积极推动者之后，非常恼火，以至于后来当袒护这几个年轻人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史迪威将军奉召回国，与国民党沆瀣一气

的赫尔利和魏德迈走马上任后，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戴维斯、谢伟思连同后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长包瑞德都被召回国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看到蒋介石迟迟不作答复，到了 1944 年 6 月，罗斯福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的机会，当面向蒋介石再度提出了这一要求。华莱士还积极主张国共加强合作。他直截了地当对蒋介石说：“罗斯福总统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应该让北方的力量（指中共）充分发挥用途。”

但是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强硬，他告诉副总统，他不能允许任何美国观察员到延安去，除非中共按照他的条件讲和。他说：“请不要施加压力，要知道共产党是打不过日本人的。”

那天晚上约翰·文森特给副总统出了个主意，让他对蒋说，美国不是对共产党感兴趣，而是关心对日战争，美国只是为了对日作战的目的才跟共产党去打交道。

第二天，华莱士用这种方式跟蒋谈，那位委员长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上午会谈以后，华莱士又接到总统罗斯福的电报，再次强调派出美军观

察团去延安的必要性。下午的会谈中，华莱士就又一次 地要蒋作出保证， 同意让观察团去延安。按着“约翰”们的想法，要是连续说两次，蒋就不好反悔了。不然等华莱士一走，那个中国“约翰”很可能会反悔的。（按：谢伟思、戴维斯的名字为“约翰”，而蒋介石的姓亦为“J”开头，故被戏称为“约翰”）。

几天后，华莱士给罗斯福发去了一份电报，主张国共双方建立统一战线。他认为：“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当前中国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或哪一个集团明显有力量接管政府。”

在美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和压力下，蒋介石最后被迫同意了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考察的要求。于是，美军上校戴维·包瑞德接到命令，带领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从重庆乘机飞往延安。

这个小组不是由驻华使馆领导，而是归属于史迪威的军事司令部。它的首批成员有 7 名美国军官和 1 名士兵，再加上谢伟思。

“迪克西”，英文是 Dixie，原意是指美国内战时期南方诸州的统称， 当是指南方叛军的，有叛逆者的意思。

美国人喜欢给他们的行动计划取代号。在他们看来，中共是蒋介石的叛逆者，而且美国的这次行动意图对蒋的支持也稍有那么点叛逆意味，所以就有意把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成“迪克西”。

但是被视为“叛逆者”的中共却对美国人的到来表现出很热情的姿态。从 1942 年以后，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希望美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

据地设立联络机构。迪克西使团来了后，才开始有了联络和了解。

但是，在通常的观念上，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还是把它当作一个潜在的敌人，也一直认为中共总是毫无保留地跟它的苏联邻国结成共产党联盟，以对付西方国家。

其实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加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中国不能只限于和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只依赖苏联斥责美国是错误的。近几年重庆政府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反感、猜疑和实际上的不友好，这也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希望跟美国保持较多的接触，在这种过程中就可以逐渐消除

以前美国人和美国政府所存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偏见和误解。

对于美国观察团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决定，既要热情，又要节俭。共产党人对这些特殊的美国客人是安排照顾得很周到的。不光为他们提供食宿，还准备向他们提供缴获来的、相当新的日本报纸，还有一些日本俘虏。

“来了，来了。”机场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周恩来中断了思绪，抬头望去，只见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隆隆机声响起来。一架铁灰色美式大型军用运输机由远而近，开始盘旋下降。据包瑞德上校回忆说：

第一批成员是在晴天里起飞的。飞机在陕西省的西安作了短暂逗留，至此，一切都很顺利的。当我们接近延安机场时，我们清楚地看见了卡姆皮恩上尉曾说过的界标即附近小山上的宝塔。可以见到地面上那一大堆人了，他们聚集在一起，显然是来欢迎飞机的。虽然机场缺少导航装置，但这些人群给了我们信号，指明了我们要着陆的地方。

我们都松开了座位上的腰带。我们感到机轮着地了，然后开始在平整的地面上滑动。突然，飞机歪向左边，好像突然有人用木槌狠狠敲了驾驶舱左边一样，我们猛然地俘了下来。

一解开腰带，几个靠门最近的人就下了飞机，我们立刻就看清了所发生的事情：飞机缓缓滑行时，左轮陷进了一座旧坟墓之中，地上看不见它的任何标志，这就引起了飞机的晃动和左倾，导致了转动着左螺旋桨与地面相撞。螺旋桨折断了，像一个轮子一样猛转着插进了驾驶舱，在铝壳上钻了一个大洞。我们陷进那个旧坟墓之后出现的大槌敲打似的声音，正是螺旋桨击中飞机左舷的声音。

我跑到飞机前面，发现卡姆皮恩上尉站在破洞旁边，似乎在轻轻发抖， 不过他并没有受伤，幸运得很，螺旋桨插入飞机时，他正俯身向前关闭发动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可能就被碎片打死了。实际上，他只是左手受了一点轻微的擦伤。

我们刚刚相当危险地着陆，机场上便出现了一阵混乱，然而很快就平静了。周恩来连忙赶来欢迎我们。他向我们介绍了来到现场的另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然后我们被请上了一辆卡车，我相信这东西是他们当时唯一的机动运输工具。我们坐车过了河，向我们的住所—— 著名的延安窑洞驶去。

迪克西使团到了，很幸运，所有的人都活着且没有受伤。周恩来副主席笑容满面地迎上前来，与从飞机座航里走出来的大难不死的美国人紧紧握手。美军观察组的正式成员包括组长戴维·D·包瑞德上校、美国驻华使馆二秘兼战时司令部政治顾问约翰·S·谢伟思等 9 人。两周后，观察组的第二批

成员共 9 人也乘飞机来到延安，他们由各兵种军事情报官和政治顾问两部分人组成。按照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指示，美军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有四项：监测整个华北地区气象变化；与中共军队总部取得联系；获得前方作战的情报； 为美国空军对日军后方进行轰炸提供帮助。·这些美国客人被安排在延安的窑洞里，地板用灰砖铺成，室内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搪瓷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每人一张木床，窗户上贴着白纸。虽然设施非常简陋，但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在欢迎这些美国客人的宴会上，朱总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副主席也向客人们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他还向客人们赠送了带尖角的军帽和土布做的中山装，这些美国人就兴致勃勃地穿着这身装束去拍了一张照片。

谢伟思在中共领导人中间看到了他的一些四川老熟人，其中就有他父亲的学生陈毅。陈毅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会念过书，教他的正是谢伟思的父亲。陈毅称谢伟思是“我老师的儿子”，两人高高兴兴地合了影。

在延安，这些美国客人过得很自由自在，他们可以在休息时穿着本地人服装，挎着卡宾枪去山地里捕获飞禽。星期六晚上，他们还可以欣赏那些共产党人在空地里开舞会的热闹场景。他们饶有兴致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在舞场上各具特色的舞姿。

他们还在延安见着了那个著名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是最早和斯诺一起到红军苏区的，他以后就留在那里，成了一名共产主义国际战士。在那些美国军官玩他们喜欢玩的垒球时，马海德偶而也会投入到那种美国方式的体育活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