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不再让步！”

l944 年 12 月 8 日，周恩来和美国观察小组组长包瑞德同机返回延安。毛泽东随即与包瑞德进行了一次言词激烈的交谈。

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赫尔利的表现实在是太拙劣了。他在这期间自食其言，翻云覆雨，一张舌头两边翻，使得原来对此事抱有很大信心的中共领导人非常失望、对赫尔利本人已经不相信了，对于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偏护和怂恿，则表示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

毛泽东在这次与包瑞德的会见中大发雷霆。包瑞德多年以后回想起此事；都还感到记忆犹新地说：和两位共产党领袖的会谈，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历。我一离开毛主席的房子，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一切的时候，就把刚才会谈的内容仔细地记录下来了。我把我的报告呈交给魏德迈将军，因为我在他的领导之下而没有权力和赫尔利大使直接通信。

这份报告全部收在《美国外交关系，1944 年，中国》第 227 页。全文如下：

延安 1944 年 12 月 10 日

题目：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谈

1.1944 年 12 月 8 日，我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会谈开始时，我首先发言。我说，我已得知周恩来将军不打算返回重庆。毛主席回答说，周将军在那里无事可做。然后，我们就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进行了充分而坦率的讨论。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谈话的要点概述如下：

由委员长向我们提出的三点建议的首要之点是，共产党的军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就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将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那时，我们将任凭其摆布。

与这种相当于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相应的是，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名额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当年的重要将领冯玉祥、李济深二位将军也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对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无影响。事实上，整个全国军事委员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会了。

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席位，那么我们将得到所有的军事报告，从而我们将知道政府的行动，并且我们将处在影响政府决策的地位上。我们难于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意见。我们明确地告诉他，虽然有一位共产党人参与全国军事委员会，但是他对该会工作的了解绝不会比局外人多，而且他在该会也不会比局外人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们是清楚我们说的那种情况的。

赫尔利将军还说，接受了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席位，将使我们的‘一只脚跨进大门’，并以此作为能够扩大我们地位重要性的起点，从而逐渐使我们的影响增加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最后我们将控制政府。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错误的概念，但是我们已不能使赫尔利将军确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乃是，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任何意义的。

赫尔利将军、魏稳迈将军以及麦克卢尔将军曾对周恩来将军说，美国愿意和我们进行军事合作，但是在给予这一我们非常乐于接受的合作之前，我们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条件。然而，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却完全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我们安全的保证。我们感到，我们不能适当地向美国要求任何这种保证。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相信美国能够对我们的安全提供保证，即使他或许真诚地愿意这样做。我们也不能相信委员长的良好诚意。凡是不带偏见地研究过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关系史的人，都能通情达理地想到我们不会寄任何希望于他。

我们发现，美国的态度有些让人迷惑不解。赫尔利将军来延安，问及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的基本，点是建立联合

政府。赫尔利将军也同意这些显然是公平的条件，而且事实上，五点建议的大部分年容，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提出来的。委员长已经拒绝了这些建议。现在美国又来认真地要求我们接受需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反建议，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被告之，要我们牺牲自己以拯救局势是高尚的事情。我们看不出，把我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

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们同委员长达成协议，他就能给我们武器，并能派出美军军官训练我们，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衷心地欢迎这种帮助，但是不能指望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即我们在接受这种帮助时，要由委员长批准。我们认为，美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事实，即如果我们屈从于委员长所能强加给我们的种种限制，如果放弃我们仅有的自卫手段（这种自卫手段就是我们的军队），那么，我们不会，或根本不会有舒适合作的手段了。毫无疑义，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愿意参加政府。而事实上，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却使我们没有机会参加政府。我们再重复一遍，如果双手被反绑着，那一只脚跨进大门也是没有意义的。

要求我们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而对目前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委员长却可以不作出什么牺牲，这时我们是大不公平了。承认我们党的合法性没有牺牲可言。我们不认为，给我们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是一种牺牲。

也许魏德迈将军真诚地渴望帮助我们，但如果我们接受了委员长的条件，他就不能帮胁我们了。我们希望在对日战争中同美国合作，在当前的危机形势下，我们也希望有所帮助，这全部的事情却被委员长阻碍了。我们已经提出了一项解决问题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我们得到美国的帮助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忻的建议却被委员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并且他还企图把责任推在我们身上。

美国认为，蒋介石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他的执政地位。我们不反对这一政策，只要他同日本作战，我们就完全愿意委员长继续执政，然而，我们并不准备放弃在全国军事委员会取得一个席位这一自我维护的权力。

如果鉴于蒋介石的历史，美国希望继续支撑这一腐朽架子——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然而，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够做他所要做的一切，但蒋介石注定要失败。难道魏德迈将军认为，在实现他的各项建议中，蒋介石会给予全心全章的合作吗？当然他办不到。史迪威将军已经十分了解，在军事行动中外蒋介石的依靠程度应有多大。让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直到他把昆明、贵阻、重庆、西安、成都等都失掉，那时，也许美国将会明白，支持蒋介石是如此的无用。

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地行走。

我们承认，委员长虽有着如此之多的短处。但他总还没有和日本人讲和，为此我们非常感谢他。而另一方面。只有王八蛋才拒绝对日作战。

根据五点建议，我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能够为挽救目前的局势作出一定的贡献。我们愿意在对日作战中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我们相信魏德迈将军知道，如果我们得到允许的话，我们能提供怎样的帮助，但是，我们不能被反绑着双手去战斗。我们完全愿意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政府的

指挥，如果我们在这个政府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席位根本不会有我们的发言权。

如果美国放弃我们，我们将万分的遗憾，但是这不会损害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将怀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将不附带任何条件，在美国将军指挥下尽心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如果你们在中国海岸登陆的，我们将在那里同你们会合，并且将听从你们的指挥。

我们已经迎来了美国陆军观察组，而且我们已经尽力同它合作。如果这个组继续留在延安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它撤离，我们将感到遗憾。如果它撤离以后又回来，我们将再度表示欢迎。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支枪或一发子弹，我们仍将继续和日本人战斗，而且我们还是美国的朋友。

没有任何外部的帮助，我们已经同日本人打了 7 年，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如果美国不帮助我们，还有英国和苏联（包瑞德注：我说，依我个人意见，他们不可能指望从英国得到多少帮助。对此，他们没有回答。关于苏联，我没有说什么。）。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使赫尔利将军明白了，那“五点建议”是我们的最后答复。他说，他相信赫尔利将军把那“五点建议”看成是我们的“讨价” 了。而那“五点建议”是我们的最后条件，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在同意委员长作为领导上作了让步，在同意我们的军队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上作了让步，在美援物资方面我们也作了让步（除去我们应该得到的公平的一份外，我们毫无所求）。我们不再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了。

我们究全理解，赫尔利将军不能保证委员长接受“五点建议”。我们知道他仅仅能说，这些条款是公平的，他将尽力使委员长接受这些条款。但是，在蒋介石拒绝这些公平的条款之后，我们不希望赫尔利将军反过来强迫我们同意需要我们去牺牲自己的反建议。

如果美国不能理解，假如我们接受了蒋介石的绝对控制，我们将使自己处于我们所提出的那种境地，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重庆时，周恩来将军尽了最大努力向赫尔利将军阐明了这一点。如果赫尔利将军现在还不理解这一点，那么他将永远不会理解，即使周恩来将军再去重庆，把所有的事情对赫尔利将军重说一遍，他还是不会理解的。

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这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周恩来将军在重庆时，没有把组成联合委员会的打算告诉赫尔利将军。这一步骤是经过长期考虑的，但直到周恩来将军返回延安，他才得知这一步骤被最后确定下来了。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现在的立场是把谈判的大门关住了。我们已经关住了大门，但是窗户还敞开着。那‘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失守以后，我们就不会按照我们早先提出的条件去参加了。

2.在整个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他未对我失礼，但是有几次他大发雷霆，他不断高喊：“我们将不再让步！”“蒋介石那个王八蛋！” “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一顿。”我说，我认为依委员长的看法，“五点建议”是逼地下台的手段。这句话特别激怒了毛主席，他“呼” 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道：“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周将军从不动怒，他异常冷静，以平静的话语支持毛主席所说的每一个问题。会谈结束时，我感到，对于两位聪明、无情、坚定的领袖，我所谈的都是白费唇舌，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

在会谈过程中，我努力提出一些我个人的意见，去影响共产党领袖们的不妥协的立场，兹将我的意见与他们的回答综述如下：

意见：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做法，将给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借此，他会宣称，他历来的关于共产党人是叛乱分子的说法，已被毋庸争辩地证实了。

回答：他一直叫嚷我们是叛乱分子，叫嚷的时间太长，以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高兴怎么说，就让他去怎么说吧。

意见：你们将给委员长一个说你们已经同日本人相勾结的机会的。回答：他早就这样多次诬蔑我们了。我们继续抗击日本将证实我们并非

同日本人相勾结。

意见：谈判已经失败及你们将同国民政府破裂的消息会使日本人高兴。

回答：无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总是歪曲事实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我们所能做的这些，即使他们高兴也无关系。

意见：如果你们和国民党破裂，不仅蒋介石，而且美国的大部分舆论或许都要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

回答：对于美国人民，时间将证实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意见：在这次危机中，你们未能入政府，或许会在美国引起非常不利的反应。

回答：等真相为人所知（真相终将为人所知）时，美国人民将会赞同我们的行动。

意见：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击退，你们将十分难堪。

回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将比任何人都要高兴地欢呼。

（7）意见：如果委员长被打败；而你们又不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他，那么美自或许要从中国报走他的全部军队。

回答：美国不可能放弃中国。戴维·包瑞德

激烈会谈结束时，毛主席记大大地冷静下来。但是，在他房子的外间，他又重重地刺激了包瑞德一下。他用极为冷静但又相当强硬的口吻说：“上校，您大概记得，11 月 10 日赫尔利将军离开延安之前，他和我在我们起草的、并由他建议作了某些修改的条款上签了字。在那份条款上，我们愿意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我们在那份条款上签字，是他建议的，以此作为我们认为条款公平的证据。或许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份有着签字的文件公布给中外的报纸，虽然我们并不喜欢这样做。

同时，中国共产党为正视听，毅然决定通知美方，把五点方案公诸于众，

让世界和全体中国人民来评说此理。这一下赫尔利可就受不了了。公布五点方案，这不是等于公开地在公众舆论上揭露他自食其言、出尔反尔的行径，让他这个美国大使在世界公众面前出丑吗？那样的话，他这个大使还怎么当下去？

他赶紧要求中共方面不要公布五点方案，说五点方案和三点方案都不是谈判双方的最后意见，而是谈判过程中的步骤。谈判没有结束。

毛泽东电告重庆方面：可以暂不公布五点方案，但是“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在赫尔利的一再电请下，中共为了揭穿蒋介石假民主的骗局，并以公开谈判来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决定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

1945 年 1 月 11 日，周恩来重返重庆。赫尔利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在与周恩来共乘一车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讨好说：“我几次见过蒋介石，也多次批评他不对。如果这回国共谈判不成，责任不在中共，而应该在国民党。”

他还信誓旦旦地对周说，这次国民党已经准备答应中共的一切条件了。但是第二天，赫尔利拿出的却是他和蒋介石、宋子文一起商量定下的四

点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是：一、在行政院下设战时内阁；

二、成立整编委员会，由美国军官一人，国共两方备一人组成；

三、由一名美国军官作中国军队总司令，国共两方各任命一人为副司令；四、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这个方案正式提出

了由美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的设想。这也反映了美国政府的一种意向。

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在给罗斯福的关于国共谈判的备忘求中就提到，如果国共两党不能达成解决办法，“另一种选择就是，由一名美国军官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

他以为这样一种折衷方案双方都会同意。而这样美国实际上就做到了一石双鸟的效果，既把国共两派拉在了一起，又可以防止苏联把中共拉过来。另外这位美国国务卿还有种种对于美国有利的远景目标。

但是这样一种方案，中国共产党是决不会同意的。用毛泽东的话说，赫尔利的新建议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同，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不能同意”。

谈判又一次宣告破裂。周恩来飞回延安。

对于赫尔利来说，与共产党谈判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和巩固蒋介石政权。这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所以他在谈判中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好话，可以假惺惺地骂蒋介石几句不民主、政府腐败，为的是把中国共产党拉进他设想好的假民主的场子里去，为他笼络蒋介石服务，并成全他个人的功劳。

他并不是真正地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和立场去想，去调处国共关系。他的立场是带有很大偏向的。

就在谈判期间，在一次酒会上，这个作调解人的美国大使还毫不掩饰地对蒋介石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

赫尔利鼓动起来的国共谈判，时间一直拖了 5 个月，结果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