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如意算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华的影响已在西方列强中独家称雄。仅以中国海关统计，1946 年美国在中国的进口贸易总额中已占有 57.16％，居各国对华贸易之首。此外，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将势力渗透到中国的领海、领空与内河。当时，美国挟华以遏苏，蒋介石靠美以反共，双方利益可谓互利和互补。但经过“三大战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胜利己成定局。这时在对华政策上，华盛顿面对着一个新的局面和一系列新的难题。美国的反共政策思想一时出现混乱：既想弃蒋又要反禁，既想维持门户开放又不愿陷入“泥潭”。

1948 年岁尾的几个星期，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军事胜利。11 月，刚刚取得了辽沈战役胜利的解放军又马不停蹄地向关内挺进，开始威胁华北平原的两大城市——天津和北平。次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将这两个城市占领。与此同时，在华东的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歼灭敌军 50 多万人，直逼国民党的首都南京。

在这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 1949 年 1 月 1 日向中

国人民发表新年献词（这篇新年献词写于 1948 年 12 月 30 日——编者注），宣布：“中国的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现已认识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因此，他们越来越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即“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他们的）‘和平’阴谋”。但是，毛泽东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面目已看得十分清楚。他接着宣布：“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

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

1949 年 4 月 23 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城，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号中，美国并不打算马上放弃其在中国的全部传统利益。1949 年初，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巴特沃思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不可低估的事实是，共产党将控制自满洲到长江中下游的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集中了美国的许多利益，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也多居住在那里。因此，美国必须与这一大片土地的当政者保持接触，以便维护美国的利益。”

1949 年 1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一份代号 34/1 的文件

（MSC34/1），将美国在华新目标表达为“让中国人自己发展一个对美友好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中国”。然而，该文件清楚地意识到，任何一个中国集团都不大可能被指望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编者注）难以指望还能生存多久，共产党又持不友好态度。鉴于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短期目标应该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在准备NSC34/1 文件时，美苏之间的冷战已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柏林墙也全力修建达数月之久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明确指出美国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来避免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但却建议美国政府制定有关计划，以准备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机会，使美国政策“保持灵活性，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身上”。在如何认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方面，该委员会在 34/1 文件中规定了一条重要的限制性条款，即：“把中国排在另一些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更加直接攸关，与美国为之花费的财力更为相称。”

同月，恰逢艾奇逊接替因病辞职的原国务卿马歇尔继任美国国务卿。由于艾奇逊主张“与新中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因此司徒雷登便利用艾奇逊换任的机会和他的主张，同时凭借他本人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的身份，想通过与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关系、“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但这一时期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国务院的评介和政策设计，尤其是受“欧洲方位”政策设计者的代表人物乔治·凯南影响的 1949 年前后这一期间的政策设计，已不再强调中国的全面重要性，因而反对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关于继续援蒋的建议，反对美国继续卷人中国内战。凯

南等人认为，就美国在东亚的利益而言，日本远较中国重要。因此美国应集中力量重建日本和菲律宾，构成一道亲美的、反苏扩张的“防波堤”。凯南提出，在中国，即使是共产党取胜，都不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也不会对美国遏制苏联有何神益。在他看来，冷战的中心仍在欧洲，亚洲大陆不过是冷战的边缘。尽管凯南也接受了当时美国国内甚为流行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或多或少是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但凯南却仍然设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民族主义”因素有抵制苏联影响的可能。这意味着要求华盛顿在与中国未来的共产党政权打交通时，要采取灵活的战术。

1949 年 1 月 19 日，在外交使团的一次会议上，司徒雷登与他的外国同行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各自向自己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广州，每一个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随行一些其他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人要在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

一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司徒雷登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团的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使团随行。可司徒雷登对此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婉拒昔日盟友的邀请。

4 月中旬，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已进入了关键阶段。司徒雷登考虑到谈判有可能破裂，届时国民党政府势必将会正式邀请外交使团南迁广州。为了促使国务院作出留驻南京的决定，他于 12 日主动给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份建

议电，提出了 3 种可能的行动方案：

一、接受李宗仁的请求，随李氏飞往广州；

二、置李南撒于不顾，美国使团与其他使团按兵不动；

三、在李请求南撤而南京尚未被占领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

对于这三种方案，司徒雷登自己是倾向于第二种的，并用很长一段文字写下了留在南京的重要性。

司徒雷登一直坚持留在南京的用心，是想寻找机会跟中共领导人会面，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司徒雷登相信他在中国的个人关系具有特殊价值，所以他认为，如果他能够和共产党领导人谈谈，他就能对他们施加影响。

早在 3 月 10 日，他给迪安·艾奇逊国务卿发去一份长篇急电，建议美国政府授权他“不仅以美国政府官方代表的资格，而且以个人资格”和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作为个人”，他“不仅长期居住在中国，而且还由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而闻名：一方面坚定地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一方面坚决主张首先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密切中美关系”。

司徒雷登还希望，无论共产党会怎样把他和“好战的帝国主义”相等同，他以前的活动以及和许多共产党人的关系，都“不会被完全漠视”。

司徒雷登也承认。“指望通过我或其他什么人的影响使中共采取更宽容的政策，是天真幼稚的，但考虑到时局的致命危险性”，他又确信，“影响中共的努力是完全值得一试的”。

从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看，他之所以认为自己能对共产党施加影响，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的反美情绪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信念和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憎恨，而且也由于对非共产党国家的过份怀疑和对美国意图的深切误解。他写道，如果这种误解“能被消除，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少，就能求得在中国的继续存在”。司徒雷登建议，要减少共产党的恐惧和误解，就得“在友好的商谈中”使他们的领导人知道，美国过去一直是中国的朋友，

并坚定地支持中国的独立，承认中国人民选择自己政体的权力；若能在此基础上消除相互问的疑虑，并为共同利益合作，那么，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将是有利的。

司徒雷登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自以为有一些特殊的理由。他出生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的上层领域有着广泛的经历和交往。另外，作为当过几十年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自诩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有 50％的人在共产党阵营里。他可以对许多中共的领导人以师生相称。

他曾多次对别人说：“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我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

司徒雷登真诚地希望找到与中共建立工作关系的途径，对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加以怀疑；但是，这位老师也随时准备对他先前的学生加以责罚或与之断绝师生关系，如果他们被证明是不顺从或是不如老师之意的话。这样，他就要警告那些他要与之谈话的共产党领导人，首先提醒对方美国对中国一向以仁爱为怀，给予许多援助，希望不要以怨报德；其次，美国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国也不得建立共产党制度，否则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会“感到有义务去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并“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在向国务卿提出这一建议后，他似乎觉得有些不妥，便强调说，他不会将这一警告作为官方信息转达，“更不会作为带有任何最后通牒性质或威胁性质”的信息转达。

在仔细考虑了司徒雷登大使的建议电报后，美国国务院于 4 月 6 日回电司徒雷登，指示他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稳固的政权为止，届时再回华盛顿磋商；并授权他与“高级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当面向他们陈述他建议中的要点，但不要带有威胁和最后通碟的色彩，尤其不要讲美国在某种情况下会“援助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或“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一类的话。在国务院看来，这类的话，即便是由非官方的形式讲出来，他会被理解为一种威胁，而且，“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无力承担对（国民党）中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义务”，还建议司徒雷登不要把话说绝，注意保密，以免走漏风声，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

对华盛顿的决定，司徒雷登本人感到满意，他在 4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道： “国务院消息。答复了我们大使馆的电报，批准了先前我留在南京的建议—

—我非常高兴。”

4 月 20 日，解放军渡江部队开始挺进江南。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国民党军队狼狈逃窜。在南京城内，虽然解放大军尚未进城，但在城里的国民党政府人员都已急急地逃离了。

22 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用过早餐，国民党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便急急地来拜访了。他是代表李宗仁代总统正式邀请美国大使馆移驻广州的。但是司徒雷登仍然不想离开南京。叶公超见他态度坚决，也就只好悻悻

然地走了。

拒绝了叶公超，司徒雷登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今兵临城下，难免人心浮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会不会改变初衷，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去呢？前些天，他向国务卿艾奇逊打过包票，说如果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那北约组织国家的使团都将会与我们协调一致的。这时他想万一那些国家的使节说话不算数，突然变卦可就难办了。

想到这里，他赶紧打了一通电话，与各国使团联络，建议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些国家的使节好容易才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由司徒雷登主持的会议。司徒雷登把原先定的留在南京的想法又强调了一次，再次得到了各国使团的赞同。特别是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大使，都表示向美国看齐，安心留在南京。

司徒雷登大使的日记记载了南京解放前后的情况：

4 月 22 日，星期五。早晨⋯⋯叶公超（代理中国外交部长）来访，正式地劝我迁移广州。⋯⋯

11 时——就迁往广州问题会见外交使团——一致表示不迁——都观望美国。

4 月 23 日，星期六。中共昨夜占领下关——警察消失——有秩序地移交。

中共报道有 30 万兵力渡过长江——到处都是背叛。

使馆人员举行长时间的会议——为我们自己的安全打算⋯⋯处在包围之中。

到处都是抢掠。

月 24 日，星期日。昨晚——一整夜都是火光、射击、爆炸⋯⋯

中共在今天早晨开进——从容地叫当地人民观看——有秩序——有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