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歇尔彻底丧失了信心

中国共产党早已看透了美国的险恶用心，并看清了美国对于苏联以及对几乎所有的亚、欧革命运动所持的敌对态度，因此不再对美国报以任何希望，再不相信马歇尔能够“一碗水端平”了。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的长篇宣言中严厉指责美国“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下，企图代替日本的位置，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立即自动撤退一切在华陆海空军。

这是从 1945 年 12 月 15 日杜鲁门声明发表半年多以来，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公开的严厉批评。翌日，周恩来将宣言转交给马歇尔，并指出，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美国有必要作出明确的选择。

月 11
日，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先是提魏德迈，但中共坚决反对，马歇尔不想让他的调处工作更加困难，就选换了司徒雷登。司徒霄登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传教士家庭，长期从事教会教育，当时

已经做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校务长，堪称是个“中国通”，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与国民党和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都有良好关系。这正是马歇尔所需要的。

司徒雷登在 8 月 1 日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建议组织一个 5 人特别小组，包括国共双方代表，由司徒雷登任主席，讨论政府改组问题，获蒋同意。但是又提出要中共出让更多的地区，以作为停火、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

月 6
日，司徒雷登把这些条件向周恩来转达，周表示中共决难答应。司徒雷登问有没有商量余地，周恩来断然他说：“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

司徒雷登出师不利，与马歇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共双方无法就制止冲突问题达成协议，实际上是承认了调处失败。

马歇尔不甘心就这样失败，想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迫使其接受调处。他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自 8 月起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禁运。但因为蒋介石早已有了较充分的武器装备，并不吃他这一招。其次，马歇尔又代杜鲁门起草了一封信，并由杜鲁门发给蒋介石。信中称如果在短期内中国国内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就有必要对美国人民作重新说明和解释，并希望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但蒋介石根本没把司徒雷登、马歇尔的声明和杜鲁门的信放在眼里，在他写给杜鲁门的一封回信中，只是一味地指责中共，为其僵硬蛮横立场辩解。

杜鲁门没有等来蒋介石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对蒋却也无可奈何，他给蒋再次写信，重新提起 1945 年 12 月 15 日的声明，却没敢说，如果中国内战不停止，美国对华援助就中止。

蒋介石对杜鲁门的这封信根本就不予置理，而杜鲁门也无对策了。9 月 15 日，周恩来向马歇尔送交备忘录，抗议美国援助蒋介石。

月 29
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说：“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对马歇尔调处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严厉批评。毛泽东愤怒地说：“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

从 7 月 18 日到 9 月中旬，马歇尔风尘仆仆，八上庐山，反复向蒋介石说明，国民党军事首脑认为可以打垮中共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坚持这样做，一场长期而残酷的内战将不可避免。但是蒋介石还是置之不顾，一味地进攻中共地区。

在此情况下，无可奈何的马歇尔特使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说如果蒋再不停止向中共方面进攻，他就建议杜鲁门总统将其召回。蒋介石见此情，才答应停止进攻 5 天，同时又提出两个对中共十分苛刻的条件。中共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此后虽然马歇尔一再地提出一些调处方案，却是以蒋介石已经占领原属中共的地区为谈判点，就等于承认蒋介石的进攻是合法的了，所以被中共方面拒绝了。

而后蒋介石又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为了给这个大会披上一件和平外衣，蒋介石发布了“停战令”。马歇尔明知这种停战令“含有以重开战事来强制推行一个政治决议的明显的威胁”，但他仍向周恩来游说，让中共参加“国民大会”。

中共坚决拒绝，并立即由周恩来率部分代表飞返延安。

1946 年 11 月 4 日，国民党政府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通过这个条约在华获得了如下主要权益：（1）中国向美国开放全部领土，美国在中国“领土全境内”享有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2）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支配和使用等，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3）美国拥有变相的领事裁判权，中国的法律不能施用于美国商人，（4）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一切口岸、地方和领水自由通航，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遇到任何“危机”时，可以开人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5）对美国输入中国或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6）双方在任何时期内，对同一第三国或数国敌对行动，侨民可以承担军事训练和服兵役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曾于 1947 年 2 月 1 日发表声明，代表中国人民表示坚决反对和不承认这个掠夺性条约。

1946 年 11 月 20 日，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损害中国领空主权的《中美空中运输协定》。

12 月 18 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企图为美国援蒋内战的对华政策作辩解，借以蒙蔽美国国内及世界各国的舆论。他竟然颠倒是非，把国共谈判破裂的责任归之于中共，并表示将继续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

12 月 24 日，北平发生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暴行案，引起全国学生

的抗议美军暴行和要求美军撤高中国的爱国运动。至此，马歇尔的调处完全失败。

1947 年 1 月 7 日，马歇尔沮丧地离开中国，结束了他一年多毫无成效的调处。

在马歇尔结束调处前夕，蒋介石还一再地希望马歇尔留下来做他的顾问。但马歇尔深知蒋介石并不是需要他的见解，留下他是为了更多的美援。此时他已经被一年多的调处折腾得心力交瘁，对蒋更是没什么好感，就一口回绝了。

1947 年 1 月 10 日，周恩来就马歇尔离华声明发表广播演讲指出：“一年前，全中国人民都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对华声明和马歇尔将军的来华调解。但是为时不久，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已原形毕露，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外交也暴露无遗。”他要求美国不要“继续过去的错误，停止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不再干涉中国内政，重新调整中美关系，那一定会大有助于中国人民对于和平民主与独立的努力，也更有助于远东与国际合作”。

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坚定明确的，态度是诚恳的，政策主张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然而，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的错误政策却越陷越深，越来越采取更为公开的扶蒋反共政策。

中美两个民族在以往的一个世纪里所遭受的截然不同的经历，特别是美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举行的对华政策，使得双方不仅在战争年代难以相互理解，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无法建立起圆满的关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革命”的认识，作为影响政治和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美国人和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美国人把革命看作一个十恶不赦的怪物，他们认为革命就是要打翻一切正常秩序，引起无政府状态，或是引起暴政；革命还势必导致对私人财产的蓄意毁坏或非法占据，而且革命还在国际范围内纵容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但是，革命对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来说，却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