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上天安门的美国人

1970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那个时代红卫兵的军装的绿色与标语口号旗帜的红色，构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主色。

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好一会，按名单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们已经陆续来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和叶群也来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四员大将从电梯门里走出来，只是神色不像数月前那样大模大样。天安门城楼上那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接一次地升上来，送上这些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恩来伸手跟斯诺握手。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么？”斯诺问着，棕色的眼

睛透露出兴奋的光。

洛易斯更是充满了好奇心，喜悦地四处打量。天安门城楼雄浑庄严的建筑造型，富于东方古典的艺术美，使她目不暇接。天安门屋顶四个垂脊，均装饰有一个仙人和九个走兽：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狎鱼、獬、狲，这些雕塑，在阳光下璀璨夺目，使城楼增添了神奇色彩。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斯诺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激动：“34 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

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 92 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

斯诺望了望眼前的周恩来，该是 72 岁了。当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时，周恩来还没满 40 岁，个子清瘦，骨胳小而结实，下颏上蓄着又黑又茂密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具有领袖的自信与迷人的魅力。现在，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很深，斯诺敏锐地感觉出那深邃而机敏的眼神中包含的忧虑与坚毅。斯诺觉得自己常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吸引。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 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斯诺当年闯到陕北写了将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西行漫记》，是独家新闻。可是，斯诺在此时，还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周恩来请其上天安门的独家新闻的重要含义。斯诺此时想得更多、更关心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1966 年秋天，“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的时候，斯诺充满了对中国形势的焦虑。内战已经结束，革命者已经取得了政权，但是国家经受了长期动乱的浩劫，被弄得穷困不堪，又面临外国的层层封锁，这个以勤劳勇敢而著称于世界的伟大的民族，正应该为了自己的生存与振兴要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去逾越那些旧社会留下的无穷无尽的障碍，为什么革命者内部又要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斯诺从西方的报道中得知一批他景仰的革命家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竟然受到冲击和批斗时，他心焦如焚。他对友人说：“从这里所能得到的消息来看，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很难加以理解的。人们只能凭着超感官的感觉来进行工作，而我的这种感觉又不太灵敏。”

斯诺很想再次来华访问，曾用口头与书面的形式反映过自己的愿望。他却一直被拒而不纳。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外交部大院的大字报里，有人将他的名字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中国的间谍”连在一起。

1968 年春天，斯诺在给住在北京的友人爱泼斯坦写信说：

我已经认识到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显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几位我所信得过的知己对我说，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已经不再把我看成中国的朋友了⋯⋯但是，无论如何，我时中国的态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不管那里的少数当权派是不是把我看做中国的朋友，但毫无疑问的是，外部世界（反动派除外）都认为我时中国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看法还会继续下去的。要是我改变态度，那才不配称为中国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种在政治观点上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作家⋯⋯

他言辞显出十分痛心，在精神上蒙受的深沉伤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一如既往，襟怀坦白，心直口快，从自己内心深处诚恳地表现出了他的尊严和信念。

中国并没有忘记斯诺。周恩来在动乱中经毛泽东批准又主持外交工作不久，就同意斯诺再次来华访问。斯诺是在 1970 年 8 月 14 日到达中国的，周恩来还同意他和夫人洛易斯·惠勒一起来访问。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电梯门开了，一个身材魁伟高大、背脊微驼的人在女秘书的陪同下走了出来。

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向毛主席。斯诺觉得毛主席似乎比在陕西窑洞的时代更加高大、魁伟。衬着金光璀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身上焕发的非凡的气质，确实使他在刹那间感觉到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

斯诺 34 年前在陕北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那时的毛泽东面容瘦削，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双眼炯炯有神；他第一个印象就觉得毛泽东像林肯。

满脸笑眯眯的林彪在招呼毛主席。周恩来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主席，您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看见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后来回忆说：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的一只手已经瘫痪，因而藏在衣袖里，但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往常一样坚毅有力。比我在 1965 年见到之时，他体重是减轻了些，却更加精神矍铄——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那时他正在作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最需要勇气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除他的党所选定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及其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他们的一切走狗），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斯诺夫妇跟毛泽东亲热地握手。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幽默感不减当年。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这是林彪副主席。”

斯诺跟林彪握手：“林彪将军，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是在延安见过的。”林彪总是笑：“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群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旗浪起伏，

人海沸腾。“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毛泽东伸出手去，执住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朝栏杆前走去。毛泽

东领着斯诺夫妇来到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广场上的人海，群众狂热到极点。人群上空，汽球拖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一幅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标语。

毛泽东欣喜陶醉地举起右手臂向群众挥动。群众欣喜若狂。据斯诺《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记叙：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从我们眼底下通过的游行队伍高声呼喊着，许多人眼里迸出了泪花，不仅仅是青年人这样。

“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我指了指怀有崇拜的心情的游行队伍，禁不住问道，“您的感觉如何？”

毛皱了皱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并不真正满意。是怎么回事呢？在他未及作答之前，我们的谈话被新的游行队伍打断了。只是几周以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能够重提这一问题时，他才非常坦率地谈到个人崇拜“讨嫌”。我这才发现，国庆节那天，他并来留意成千上· 万的人手里举着的那些为毛语录增色的肖像、旗子和鲜花。他当时思考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恢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却的生产节奏，加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扩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等问题。他是否也考虑到与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呢？

斯诺在北京住了多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只有 27 岁，住在煤渣胡同 21 号的一个四合院里的时候，就来天安门城楼下观瞻过。那时，他曾经想象过明清的皇帝们在城楼上大驾光临、大展龙颜，举行领诏、大婚、祭路、祭旗、出征以及献俘等大典的情景，想象过万杆黄旗飘飞、万民长跪叩头的景况。他当时当然没有想象过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革命领袖人物身边聆听广大群众热情洋溢地三呼万岁。他身边的毛泽东，就是那个富于农民的幽默感的革命家。尽管当年这个人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巴的布衣服，在窑洞里请他去吃夹红辣椒的馒头或是贺子珍做的酸梅，跟他一起打扑克，一边用手搓着脖子上的污垢，一边叫着佯装自己有大牌，有时还毫不在乎地当着他的面，松开裤腰带伸手进去抓虱子。毛泽东还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身上还没有长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

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其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所作的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些使毛泽东成为一个伟大非凡的人物。

“现在美国是不是有着形形色色的反抗？”毛泽东问斯诺。看来毛泽东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颇深——他在“5.20”声明中对之加以赞扬——并想进一步了解美国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分别时，毛泽东告诉斯诺说，我们不久会再次见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