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玩不过蒋介石

月 4
日，三人小组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在背后屡屡地发泄对马歇尔的不满。

自从协定达成之日起，蒋就决意要推翻它了。政协会议还在进行之中，国民党顽固派就演出了沧白堂事件，辱骂、殴打政协代表。1 月 30 日政协会议行将闭幕时，国民党右派谷正纲、张道藩等大闹中央党部。蒋介石听之任之，私下对人说：“我对宪法草案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止，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息通过，将来再说⋯⋯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

而实际，他还没能忍到国民大会，就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政协会议。马歇尔却因为调处工作有了初步成果，准备于 3 月 11 日回国述职。在临走之前因急于在东北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他向蒋介石发出一份备忘录，要求派执行小组去东北，而蒋则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 5 个十分苛刻的条件。

马歇尔竟置中共方面提出的抗议于不顾，把蒋介石的这一方案提交三人小组讨论。这是马歇尔在调处中第一次偏袒国民党。这个草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共方面的反对。

马歇尔回国后，由吉伦中将作为他的代表参加三人小组工作。在马歇尔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军调部执行小组三方人员去东北。但是国民党方面却对执行小组的工作一再地制造障碍。

月，国民党方面以 5 个军 11
个师的兵力，南向本溪，北向四平发动猛攻。此时马歇尔返回中国，立即着手调处东北内战。他向蒋介石抱怨，“政府过去的行为是致命的挑衅，而且有时是不可原谅的愚蠢”。

蒋介石却向他埋怨美国对其支持不够，并称由于苏联支持中共，东北局势已难收拾，政府军有被全歼的危险，也可能撤退，要求马歇尔答应再运两个军去东北。

马歇尔不顾中共方面的警告，采取了两项自相矛盾的措施：帮国民党运两个军到东北，同时提出一项东北停战令草案。

这样当然是无法停下战事的。于是得到了更多部队的蒋介石加紧进攻中共所占地方，强行夺去了四平、长春等城市。

月上旬，杜鲁门总统给马歇尔一封信，要求他在 1946 年 7 月左右继贝

尔纳斯任国务卿。马歇尔接受了这一任命，但表示他不能在 9 月之前离开，希望国共双方能在这时限之前达成协议。

月 12 日，马歇尔提出一项新的命令草案：

一、国民政府和中共方面的军事和行政官员皆不得阻滞执行小组的行动；

二、执行小组如对调查地区和步骤产生意见分歧，作为小组主席的美方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

周恩来认为此提案破坏三人协商一致的原则，拒绝签字。

而在此谈判紧要关头，蒋介石竟提出要去东北，马歇尔相信蒋介石占领长春即停火的承诺，还把自己的座机供蒋使用。周恩来表示，蒋介石此时跑

到东北去，表明他仍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要求派执行小组去东北，但遭到了拒绝。

蒋介石到东北后，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又由宋美龄出面致函马歇尔，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停战要求。其目的还在于让马歇尔暂时不要进行调处。

马歇尔对蒋介石的行为表示不满和忧虑，要求他“立即下令在 24 小时内停止前进、攻击及追击”，并以一个战略家的分析判断，警告蒋介石孤军深入的危险性。

其时国民党中王世杰和宋子文等都劝说蒋介石，要他顾全马歇尔的面子，不能断然拒绝马歇尔的建议。

月 3 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在马歇尔和中共方面的坚决要求下，他只

得同意派执行小组去长春，并于 6 月 6 日发布东北停战令，宣布休战 15 天。中共方面也作了同样的声明。

在接下去的谈判中，蒋介石仗着在东北有军事优势，提出一个十分苛刻的整军条件，要中共撤出热河、察哈尔，山东的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的哈尔滨、牡丹江等城市，作为补充办法。马歇尔在 6 月 18 日与徐永昌和俞大维的会谈中指出，蒋介石的这些条件太苛刻了。如果中共同意这种建议，无疑将完全被政府的军队控制住。中共是决不会答应的，希望蒋介石撤回此方案。马歇尔将此方案给周恩来看。周即愤怒他说，蒋介石真是逼人太甚，简直无法谈判下去了。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致函蒋介石，指出内战大火有一发不可收之势，要求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

在中共代表和马歇尔的要求下，蒋介石于 21 日宣布停战至 6 月 30 日，但他又提出两个附加条件：

一、胶济铁路沿线中共军队子 8 月 1 日前撒退到铁路两侧 30 公里以外地区；

二、6 月 30 日前修改三人小组和军稠部达成三方一致的原则，给予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

中共为了推迟内战爆发，对此作出了让步。6 月 24 日的三人小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终止东北冲突、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的指令及解决军调部及执行小组中某些争执的条款。

但是由于蒋介石一再提出无理要求，致使东北休战期间的谈判毫无结果。

月 26 日，国民党大举进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 月 12

日，国民党 50 万大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长达数百里的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蒋介石作好了全面内战的准备以后，就跑到庐山上去了。

虽然马歇尔于 1946 年 7 月 29 日下令禁止武器输入中国并催促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但是，这些对国民党的约束只是表面上的和名义上的。其实美国暗地里总在设法再度为蒋介石提供武器援助。例如，一项关于剩余物资移交的特殊协定就使国民党受益匪浅，它使国民党得到了那些早先已运人中国的大量的美国军事装备的库存。

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对战后中国局势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按照美国的利益来解决国共之间的纷争。美国虽然把“扶蒋反共”确定为对华政策的原则，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的国内状况，仍然试图在中国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他们所设计的解决国共冲突的方案的实质，是在美国出面

调停之下使国共成立某种“联合政府”之后，让国民党让出部分权力给共产党，同时着手所谓“民主改革”以换取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独立的政府，把共产党联合、统一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中去，从而达到不战而降服共产党的目的。这正是 1946 年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的任务。这一使命一方面谋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国内战，另一方面又坚持单方面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

为了在同马歇尔打交道的时候占据有利的地位，为了加强美蒋的特殊关系特别是能得到更多的美国援助，蒋介石与马歇尔谈判时打了“苏联牌”。例如，蒋介石一再夸大苏联对中共的政治影响及苏联在华事务中的作用，其目的和企图在于以苏联因素为借口来刺激、要挟美国。当时正是美苏冷战加剧、欧洲局势紧张的时候，华盛顿面临其雄心勃勃的全球战略同其有限力量之间的矛盾。随着 1946 年春季美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中国的份量在苏美对抗中日益显得重要。为了不让中国落人共产党手中，美国不得不支持蒋。1946 年马歇尔的使华，与其说是一种调停国共冲突的努力，还不如说它是为了阻止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进而也就阻止了苏联在中国的胜利。在马歇尔使华期间，苏联军队已开始从满洲撤离，然而大战结束一年多了，美国仍有大约 2 万名军人驻留在中国。当时的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向内阁其他成员解释说，这是因为如果美国军队撤退，接踵而来的将是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动乱和灾祸”。艾奇逊进一步说，“我们不干涉中国人的事，但是我们将通过我们明确无误的存在，通过我们的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去阻止）某些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在冷战时期，美国人形成了一个信条，即不论世界何地，如果共产党取得胜利，都将自然地使苏联受溢而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杜鲁门政府不惜让美国承担起了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义务。

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以及随着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不断升级，蒋介石的“苏联牌”起了作用，马歇尔不得不一步步向蒋介石退让、靠拢。事实上，就在马歇尔以“中立”身份调停国共冲突期间，美国对南京政府的援助，不仅一再延长租借援助，而且就其数量、范围、程度而言，都大大超过了对日作战时期。其主要援助项目包括：（1）美国海军陆战队数万人留驻华北，替国民党控制区的要害部门作警备；（2）迄 1946 年 6 月止，美国帮助蒋介

石共运送和调动了 54 万国民党军队去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内战前线；（3）

到 1946 年 6 月底，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已高达 78100 万美元，超过了“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抗战期间帮助国民党发展现代化武装力量的数额。（4）将原值 8 亿多美元的西太平洋战时剩余物资，以 17500 万美元的廉价转让给南京政府。美国的援助不但大大增强了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而且坚定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蒋介石坚信，在国共冲突中，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始终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决不会或不能抛弃他，即使国民党处于危险之时，美国也会给予有效的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美国援蒋的政策，美国军界和国会内外也有一部分的“亲蒋势力”大力鼓吹加强对蒋援助，美国国内也有一部分有识之士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首先，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安排应是“先欧后亚”，中国在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的次序上只列为第十四位（见《美中关系白皮书》）；其次，面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统治危机，国民党虽在军力上占一定优势，但失败似乎是迟早的结局，除非美国接管中国整个政治、经济及军事的责任，否则国民党失败的局势是无法挽救的。而让美国接管中国这显

然是一种不现实的“天方夜谭”。因此美国不应把其有限的力量去对国民党提供大规模援助，不应把自己缚在没有胜利希望的国民党的战车上。但可惜的是，这些明智的意见没有得到官方足够的重视。出于美国全球战略考虑和反苏反共的需要，美国国务院决策者决定，虽然美国不希望看到国民党的败落，但美国不应放弃“扶蒋反共”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对华策略只能是维持对国民党政府的有限度、有条件的援助，尽量发挥美国在中国事务中更多的影响力。1947 年 1 月，杜鲁门召回了马歇尔担任国务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