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心目中微妙的中美关系

1944 年 7 月 22 日，陕北延安。

中午时分，烈日当空。戒备森严的延安飞机场上，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共领导人肃然仁立。他们不时手搭凉篷，抬头仰视着黄土之上的那片蓝天，睿智的眼睛中闪烁着焦虑和企盼。

“美国飞机怎么还不来？” “听说两个小时前就从西安机场起飞了。” “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七嘴八舌的小声议论传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那里，他不露声色地听着，坚毅的脸上依然保持着和蔼的微笑，心里却有些烦躁不安起来，要知道他们等待的这架飞机是第一架从国民党统治区公开飞往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的美军飞机，而飞机上的乘客，则是一批肩负着沟通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渠道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如果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后果可就⋯⋯想到这里，周恩来心里有些沉甸甸的。他不禁回想起了在促成这架美军飞机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种种艰苦和困难。

埃德加·斯诺关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和《西行漫记》一书，震动了美国舆论，使美国官方和政府对中共、红军和毛泽东不得不刮目相看。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斯诺是中美人民间活的桥梁》中指出，“《西行漫记》这本书，‘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饶有兴趣地看完此书，后来三次召见了斯诺，斯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罗斯福的言论进一步发生了变化。1938 年 2 月，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对罗斯福的态度公开表示欢迎。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毛泽东呼吁，建立中美两国和其他各国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已迫在眉睫，美国必须由口头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转变为实际行动，给予日本侵略者以应有的制裁。1939 年 9 月 3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形势变化急转直下，毛泽东经过慎密分析，肯定这是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其性质是掠夺性、非正义性和帝国主义性的。毛泽东在《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指出，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去了意义。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最后拒绝与人民妥协，拒绝与苏联妥协，并且奉行掠夺战争了。因此，应当按各国在战争中的性质来划分它们的阵线。这种划分只能是：（一）进行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诸国家，以及实际赞助这种战争的诸

国家，这是第一类；（二）进行正义的非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援助这种战争的国家，这是第二类。基于这种划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争取所谓英、美、法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各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结成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现在唯一可能的，就是苏联同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现在应包括以下成份：（1）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2）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里的反帝力量，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3）苏联。” 毛泽东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他高度警惕美国的变化。他认为，在美国准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美国实际上已排除于世界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之外，罗斯福政府也正在走向法西斯化。虽然美国政府这时仍然宣布不放弃它的中立政策，但是这时的“中立”，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中立”。这种中立是一个阴谋，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计划的一个部分。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肯定美国已经不复可能参加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不把美国看死，美日矛盾还应当利用，美国政府的某些政策对中国抗战还会有利。

1940 年，“七·七”抗战三周年，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毛泽东与中共进一步估计到，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没有完结。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从命，因而我们仍然可以利用美英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日益增长的矛盾，促进中国抗战。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美国对德国入侵苏联表示了谴责。毛泽东综观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果断地认为，时局又出现了新的转机。由于美国表示愿意站在被侵略者一方，因而与美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路线，又具有了现实的可能。6 月 23 日，他在为中共中央所拟定的对党内指示中指出：现在，我们必须“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又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与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路线的立场上来。
月 14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共同宣言《大西洋宪章》，表示了制止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决心。8 月 19 日，《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中指出：共同宣言“特别表明了美国对于参加反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已经下了决心。而美国的这种决心，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

12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告包括中美在内的民族反战争、反侵略、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业已完成。“全世界一

切民族划分为奉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奉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

在争取美国等西方盟国的援助问题上，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要正确认识和努力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但是中国的抗战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

首先，美国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必须以平等待我为前提，法西斯对各国的侵略，目的是要实行“法西斯控制”，就是践踏各国应当具备的平等关系，如果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等被侵略国家的援助，也以不平等为前提，那么这种援助其后果与法西斯侵略并没有两样，都是践踏别国的主权。因此这不是什么援助，而是侵略的另一种形式。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关系之上。毛泽东 1936 年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

他强调要把美国政府的援助同美国人民的援助区分开来。他高度赞扬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肯定这是对中国抗战的巨大鼓舞。“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同时他希望美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督促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政策，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美国人民自身的利益而奋斗。但他同时也指出，美国政府为着它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但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实际的援助。

毛泽东和中共执行坚定而又灵活的对美政策，一方面继续寻求和推进与美国在抗战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对于英国与美国采取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政策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揭露，显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根据中国抗战的实际需要，肯定联合英、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反对联合压倒一切的观念，主张要通过斗争去求联合。这就是必须与英、美一切不利于中国抗战的行为作斗争，特别是和它们妥协出卖中国利益的行为作斗争。愈是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反对态度，揭露它们的阴谋，便愈是能减少与它们妥协合流的可能，也就愈有利于实现中美反侵略的联合。1941 年底，毛泽东对美国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密切注视，肯定其阴谋如果实现，必将大大地危害中国。他在为中共中央拟定的党内通知中，一针见血地向全党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盟国关系建立，美国成为影响中国抗战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美盟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加速中国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根据中美关系变化的新特征，制定了中共的对美政策，概括起来就是：维护与美国作为盟国的友好关系，肯定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争取美国对中国和中共的抗战给予实际的援助，要求美国赞助中国的内部团结，制止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活动，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要求中美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发展。

随着抗战决战阶段的到来，中美合作关系更加密切。为了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与美国官方实现直接交流与合作，并把这种交流与合作看作有利于和美国政府建立正常关系、有利于争取中国和

平民主前途的重要工作。

1944 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邀请，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

这年 8 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外交方针文件，称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准备从军事合作起步，而后再扩大与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