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中国

1949 年 10 月，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关于对华政策的圆桌会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佩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客观存在的，承认他们，有什么可失去的呢？不承认，又有什么可得到的呢？已任国务院远东助理国务卿的巴特沃思却认为：我们不应该急于承认，事情并没有那么紧迫。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控制整个中国。他们更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要准备承担一个政府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

到了 1949 年底，艾奇逊亲自出面鼓动不承认新中国的联合行动。他对印度大使表示：“民主国家应当团结一致，在承认（中国）问题上实行国际性的延缓行动。”当英国准备与国民党政府正式断交并承认新中国时，艾奇逊又告诉英国大使：“我们不相信急急忙忙的承认会给承认的一方带来什么永久的好处。所以，不管别的国家怎么做，美国将不仓促行事。”艾奇逊在几次谈话中还再三强调要中国接受美方的“承认三条件”，即“占领全部领土，得到人民支持，履行国际义务”。显然，中国共产党领袖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承认条件”。

不可否认；华盛顿的决策人、献策人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试图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愿望，但是在现实中美国推行的做法却是公开敌视。美国对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已不抱多大希望，对新中国又怀有敌意。但是，在美苏“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在欧洲与苏联剑拔弩张，在远东无所作为而听任苏联得势是不可能的，于是除了美国重新扶植日本外，华盛顿决策人的目光就集中到了中国领土台湾及其沿海岛屿上。这样，除了“承认”问题外，台湾问题形成了中美关系中的另一个重要症结。

1948 年到 1949 年初，在华盛顿决策层中占主导地位的政策思想是“台湾及周围岛屿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美国不能让其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1948 年 11 月 24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结果是：如果能通过外交与经济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占领台湾将是最符合美国国家安全的。因台湾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将是从日本通往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海上据点。军方人士认为美国应当让台湾当局主动邀请美国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

艾奇逊认为美国必须估计到靠外交与经济手段支持台湾当局可能失败，他主张努力扶植“台独”运动，只有这样，美国在正面干涉时才会得到国际

上的承认。他主张派遣一个得力的代表常驻台湾以便时刻观察其动向。艾奇逊作为杜鲁门授权的各部门政策意见的重要协调者，他的扶植“台独”的主张一时占了上风，但很快就证明这一计划与台湾局势的发展之间有很大差距。于是，美国开始全力扶植台湾当局，他们寄希望于孙立人，又对陈诚进行试探，但使他们失望的是，他们的幕后人仍是蒋介石。

通过对台湾当局的考察，美国驻台湾观测动向的官员麦钱特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说：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在福摩萨面对的局面是与一年前我们在大陆遇到的几乎完全相同的。现存的政权腐败无能。他们想牺牲美国的国家利益以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他建议美国和这个不得人心的政权拉开距离。此后，美国政府通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向蒋介石做过私下提醒。到了 1950 年初，这种私人提醒已变成了公开警告。杜鲁门和艾奇逊相继发表声明：美国无意在福摩萨拥有特权和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将不卷入中国内部的纷争。

但总统和国务院的表态却遭到国会与军方的强烈反对。国会中的共和党领袖告诉国民党驻美使馆：共和党人将在台湾问题上发起一场全面进攻，共和党的前途和 1950 年的国会选举都将依赖这一问题了。至朝鲜战争爆发前，已进入国务院担任外交政策顾问的共和党代表杜勒斯告诉顾维钧：美国国务院对福摩萨的态度近来已经缓和一些了，相信会重新考虑军事援助问题。

其实杜鲁门、艾奇逊等人穷于应付的是国内政治中的复杂局面。在不同意司徒雷登去北平、不承认新中国等问题上，华盛顿政策考虑的重心往往不是对外，而是对内。1950 年初“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华盛顿的决策过程更加陷入僵局。

在当时条件下，各种政策此长彼消，但是没有一种可能取得持久的压倒的优势。至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另一方面，美国因台湾问题而与新中国形成了一个公开对抗的局面，同样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一局面的形成，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一个短暂的“真空”状态。各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充斥与交织在一起，彼此相持或抵销。它又相当脆弱，经不起外界一些偶麦性困素的刺激。很快，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打破了这个状态。

形成这一状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问题上，艾奇逊等人的看法虽比国会中的一些人更多一些现实的眼光，但他们只注重于对腐朽的国民党政府的认识，他们并不理解整个中国革命。而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苏联结盟的事实给予美国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使美国人茫然不知所措。由于美国人已一向习惯于将中国人看成是俯首听命于美国政府和采纳美国人的意见行事的，习惯于看到中国人仰慕美国的文化和宗教，依美国人的鼻息和眼色而战战兢兢地生存，而新中国却敢于拒绝美国的干涉，敢于挑战美国人在中国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1937 年以前，美国政府在中国所起的作用相当小，美国卷入中国事务的

主要方式是通过传教士、商人和慈善团体来实现的。但 1937 年以后，罗斯福总统改变了这一政策，通过对国民党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使中国成了其战略的伙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政策的演变，到了 40 年代后期，维护美国人在华的利益同维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续执政便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在一般美国人的眼里，是他们创造了蒋介石及其政权，是他们创造了“真

正的中国”，而现在它却被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共产党所控制了。这样，他们自然认为一个不受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就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的中国”了。他们想用美国式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和要求新中国的一举一动，他们不明白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话的基础只能是平等。最明显的例子是，1949 年司徒雷登与黄华见面时双方各自得到的指示有着本质的矛盾。艾奇逊要司徒雷登让共产党领袖们明白，如果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被中国国内的事态发展所威胁，美国政府就要重新审视中国局势并采取行动。黄华得到的明确指示是：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显然，美国的训令和后来陆续提出的“承认三条件”等等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完全格格不入。华盛顿的决策人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他们的对手不仅仅是一批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一批决心要洗涮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和耻辱的志士。当时的美国决策层和舆论界还有一个十分错误的看法，即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莫斯科的“仆从和工具”。

所以当新中国宣布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政府大为震动和恼怒。透过西方有色眼镜，美国把中国共产党激烈反对美国的政策看作是新政权服从于苏联的旨意而完全沦为了苏联的爪牙。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便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 1951 年的一次演说中，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是这样分析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和中国领导人的性质的：中国和平与安全的丧失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产物。在外国主子的驱使下，红色中国己对外进行侵略冒险，北平政府可能是俄国人的殖民政府，它不是中国的政府，它不是中国的。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邪恶的共产主义颠覆网在亚洲的延伸，它将不断扩大，直接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威胁到“自由世界”的生死存亡。美国在一个对它具有特殊利益的地区里遭到惨痛的失败，似乎证明必定有人从其内部出卖了美国利益。因此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首先是试图剪除上述“叛国活动”，然后是尽最大的努力来控制所谓“红色中国”赤色的蔓延。

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几个月内，美国的对华政策曾出现了一度摇摆，用艾奇逊的话来说，美国正在等待“尘埃落定”。但很快，美国就决定拒绝与新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而继续不顾事实地宁愿坚持认为蒋介石在台湾岛上的残渣余孽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当时，英国从维持中国大陆市场和香港等原因出发，倾向于承认新中国，这一态度令美国不安，因而加紧阻挠。1950 年 1 月 6 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新中国，同时撒消对国民党政权的承认。英国的举动产生了重大影响。10 天之内，锡兰（现改国名为“斯里兰卡”——作者）、挪威、丹麦、以色列、阿富汗、芬兰、瑞典和瑞士相继承认新中国，荷兰与印尼于 3 月底起而效仿。

美国孤立新中国的图谋遭到近于毁灭性的打击。12 月 30 日，印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在亚洲的一次重大失败。

尽管美国力图孤立新中国，结果自己却面临被孤立的危险，但是，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是美国政府在此后 20 年中毫无保留的奉行的僵硬国策。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其在日本的力量，强调日本防卫力量的重建和对左翼政治团体和工会的控制，以及其他加速日本复兴的措施。美国把日本看作为美国在亚洲施展影响的枢纽，而这一角色也曾提名由国民党中国来扮

演。

新中国政府的“一边倒”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强大，美国极力主张限制所谓“红色中国”的蔓延。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曾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全面回顾。国务卿艾奇逊直言不讳地要求这一回顾应以美国决心防止在亚洲其他国家落入共产主义之手为大前提。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两个多月的1949 年 12 月 30 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重要研究报告

（国家安全委员会 48-2 号报告）。这份研究报告不仅明确提出、而且使美国坚定地建立了美国应全力以赴地执行“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政策与方针。这份文件还特别建议“对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应予以特别的注意”。虽然杜鲁门政府在如何防范的措施上尚未具体化，但是，美国对反共和反华业已矢志不移。

不难看出，作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长期坚持扶蒋反共政策的必然反应，新中国的立国外交选择就必然是“一边倒”。

“一边倒”，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它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起，构成了建国初期的三大外交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一边倒”的方针是被美国逼出来的。

早在 1944 年，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对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都希望美国能运用其影响制止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希望美国帮助战后中国的重建。1944 年秋冬到 1945 年春，1945 年底到 1946 年，中共又欣然接受赫尔利、马歇尔的调处。

但是，由于美国政府认定必须支持蒋介石，因此中共为争取国内和平、避免内战所作的种种努力都付诸东流。伴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对抗的时期。面对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所强加于我们的对抗，中国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

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相关联的是，美苏从战时合作走向了战后对抗，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中，中国共产党最终失去了中立的可能。

冷战给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所怀有的良好愿望和接受赫尔利、马歇尔的调解，都有着中苏美自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这一国际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不仅赫尔利、马歇尔使华直接得到了苏联的配合与支持，而且友苏也是中共七大确定的一项基本方针，因此，当时不存在友苏必仇美或友美必仇苏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但如今美苏转向对抗，成为敌手，中国共产党是否还能在美苏间活动自如呢？毫无疑问，外交政策应该首先服务于内政的需要。当冷战阴云飘临世界时，尽管中国共产党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美苏对抗中保持中立，并不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关键还在于美苏的态度。实际上，由于美国公然采取扶蒋反共政策，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现实地接受国际形势所能容许的选择，放弃中立的打算，寻求苏联的援助。

“一边倒”的方针是在世界上存在两大阵营这样一种特定的国际条件下的抉择，它表明了新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政治倾向性，而不是具体的外交政策，丝毫不意味着中共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也丝毫

不意味着新中国拒绝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

而紧接着的朝鲜战争更令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加速了两者的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