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起义的宗教旗帜

由于宗教的悠久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在中世纪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以至于宗教语言成了人们最熟悉、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不自觉地受到宗教的影响而带有宗教色彩。因此，正如那时的任何社会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一样，那时的下层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起义也必须高扬起宗教的旗帜，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才能掀起巨大的社会风暴。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一开始就使用了宗教式的神秘语言进行组织和动员。他们经过周密的策划，先用朱砂在锦帛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伺机将其放进将要烹食的鱼腹中，当戍卒们吃鱼时发现这幅丹书，都惊恐不已，议论纷纷，以为这是天意，制造了一个“鱼腹丹书”的神话。接着，吴广在夜晚躲进附近的神祠中， 燃起篝火，学着狐狸的声音大叫：“大楚兴，陈胜王！”又安排了一个“篝火狐鸣”的神秘故事。于是，陈胜、吴广穿着扶苏、项燕的衣装，说着鬼神迷信的语言，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这里，宗教成了陈胜、吴广起义的旗帜和组织手段。

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规模空前的黄巾起义，也是以宗教——“太平道” 的教派活动为组织手段的。十几年间，他坚持不懈地利用太平道和自己的医药知识，到处为人治病，传播太平道，信徒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连结郡国，遍布八州”。他进行了严密的组织，把信徒按地域划分为 36 方，代 36

方之神。大方万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渠帅”统辖。这 36 方就是未来

的 36 部起义军。起义军头裹黄巾，自称黄天。张角等人用太平道的“黄天”

——农民的理想社会与东汉统治阶级的“苍天”相对立，提出“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的宗教口号发动群众，而“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宗教预言， 则吹响了起义军揭竿蜂起、八州并发的统一行动的号角。很显然，黄巾起义的真正原因是东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而太平道只不过是黄巾起义的宗教外衣和旗帜。

在元末农民起义中，韩山童、刘福通编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石人谶语”，与陈胜、吴广制造的“鱼腹丹书”、“篝火狐鸣” 的天意迷信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又与张角利用太平道组织起事一脉相承。在这些农民起义中，宗教作为起义的外衣、旗帜、鼓动手段和组织形式，在起义的组织发动时期，都起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消极作用。

宗教在农民起义中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组织纽带作用。起义的领袖利用宗教的形式，加以宗教的说教，激起群众的宗

教狂热，把分散的农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强大的武装力量。第二，是政治鼓动作用。处于贫苦境地的农民群众热切地希望改朝换代，变革现实。起义领袖熟悉群众的这种要求，并用农民熟悉的宗教语言表达出来，能起到极大的政治鼓动作用，掀起巨大的革命风暴。第三，是维持军纪作用。宗教一般都提倡禁欲主义，摈弃人生享乐。起义首领可以利用和改造宗教戒律，制定出严明的军纪条例，以保证令行禁止，克敌致胜。但是， 宗教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因而在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表现出一些消极作用。首先，它使起义的纲领带上神秘的色彩，掩盖了真实目的，模糊了斗争目标，容易被引向歧途；其次，它神化了起义首领，破坏了首领与群众的关系，使起义首领滋长封建皇权思想。这些消极的作用，在开始时并不明显，但随着起义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到头来会成为腐蚀和瓦解起义队伍的重要因素。这种消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利用宗教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冯云山等人，进行了多年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利用基督教关于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的平等观念，号召人民群众像兄弟姊妹一样，奋起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他们创立了拜上帝会，用上帝的神圣权威去打倒帝王的神圣权威，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太平军的义旗横扫大半个中国。但是，起义却终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既不能把太平天国运动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功的主要原因归于宗教的积极作用，也不能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宗教的消极作用。然而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却都是无法抹煞的。就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来说，它无疑与宗教的消极影响有关。

洪秀全在发动起义前，就自称上帝次子，把冯云山、杨秀清、洪宣娇、韦昌辉、石达开、萧朝贵等重要人物，说成是上帝的“子女”和“女婿”， 这显然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编造的神话。起义不久，他即自称“天王”，下面依次封东、西、南、北、翼五王，把天朝与天国相对应，使神权与皇权相结合。定都南京以后，其皇权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制定朝仪，建造宫殿，“一人岳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洪秀全完全成了一个专制君主，完全背离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的革命目标。这种皇权思想的发展，必然加剧领导层中新权贵的争权夺利，终于酿成自相残杀的韦昌辉与杨秀清内讧，使得太平天国运动人心涣散，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拜上帝会这时完全成了皇权的维持会。洪秀全一直沉溺于宗教迷信之中，愈到后期愈加严重，终于使他不能自拔。当太平天国政治军事形势逆转之后，他不认真总结经验，不听忠告，一味依靠上帝保佑，宣称：朕是奉上帝的圣旨、天兄耶稣的圣旨下凡，来做天下万国唯一的真正的君主的，有什么可怕的？我的江山如铁桶一般坚固，你不扶持，有人扶持， 你说没有兵，我的天兵多于水。曾参加过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指出，洪秀全军事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上帝的保佑信赖得太过”。凡此种种，既说明宗教与皇权的密切联系，又说明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消极影响。

被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进行反抗斗争和发动人民起义，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相当普遍的事实。但是，在所有这些具有宗教色彩的人民起义和群众斗争中， 宗教只不过是一件掩盖其真实意图的外衣和号召群众的旗帜。这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所以发生，决定性的原因并不在于宗教，而在于当时的社会矛盾。只有当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从而在群众中萌动着改变统治秩

序的强烈情绪和要求时，宗教才能成为号召天下、揭竿而起的旗帜。所以， 运动本身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内容是一回事，而被用来作为运动的外衣和旗帜的宗教形式的作用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而且，当时的运动之所以打着宗教的旗帜，是因为它本身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旗帜。这是历史的局限，而不是宗教的光荣。历史证明，足够强大的阶级是无须利用宗教外衣的，它完全可以撇开宗教而直接诉诸政治和法律的武器。同时，我们也看到，作为这些运动的组织发动者的领袖人物，往往以神的化身或上帝使命的执行者的身分出现，因而预先就默默地进入了新统治者的角色。而运动的最终失败，虽然不能归结为宗教消极作用的结果，但显然与这种消极作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