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的天文学说对神学世界观的第一次反叛

1543 年，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这是近代自然科学对宗教神学世界观的第一次反叛。从此以后，开始了近代自然科学摆脱宗教神学束缚的解放进程。

哥白尼以他的太阳中心说与基督教所拥护的地球中心说相对立。实际上地球中心说并不是基督教的发明，早在古希腊时代，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等人，就先后提出了这种主张，后来由托勒密集其大成。在哥白尼的学说被人们接受以前，这种学说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被当时公认的学校标准课本采用。由于这种地心说符合了基督教关于上帝创世说的需要，才被基督教接收， 并为它涂上了一层神学目的论的神秘色彩。按照基督教圣经的说法，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因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大地是上帝为人类的栖息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应当居于宇宙的中心，其他天体如日月星辰，都围绕地球运转。正是由于地心说既符合基督教关于上帝创世的说教，又符合人们的表面直观，因而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宇宙观的理论支柱。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直接把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宝座上拉了下来，把它降为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从而否定了“上帝的意志”，使上帝的“选民”

——人类失去了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从科学上粉碎了上帝创世说和神学目的论，向教会的权威提出了公开的挑战，从天文学领域打开了教会统治的第一个缺口。当然，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本身并不完美无缺。实际上太阳的位置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系的行星围绕太阳运转的轨道也并不是正圆，而是椭圆，太阳居于这个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但是，这些当时难以避免的缺陷，

并不降低哥白尼学说的科学价值和革命意义。它对神学世界观的反叛，推动了科学发展的进程。

继哥白尼之后，推进这一革命进程的科学家是刻卜勒和伽利略。德国伟大的天文学家刻卜勒的巨大科学贡献，是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定律。第一是椭圆路径定律：行星运动的轨道是椭圆形，太阳处于这个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第二是等面积定律：行星与太阳的联结线，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等的面积； 第三是和谐定律或周期定律：行星在轨道上运行一周的时间的平方与它至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刻卜勒的三定律以精确的数学方程式，揭示了天体运行的规律，证明并进一步完善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使教会坚持地心说、反对日心说的固执态度显得更加荒唐无理。尽管刻卜勒本人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的三定律却具有反宗教神学的意义。他的三定律所揭示的行星运行的轨道不是正圆形而是椭圆形，太阳居于这个椭圆的一个焦点上，天体运行的速度不是均匀的，距太阳近时则快， 距太阳远时则慢，这些科学的结论，打破了宗教所宣扬的上帝的神圣性和其创造物的完美性。因为在传统神学世界观看来，正圆形的圆周运动和匀速运动，才是完美的上帝所创造的完美的天体的完美的运动，而刻卜勒定律却证明天体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其运行速度是非匀速的，一时急促，一时偷懒。在宗教神学家看来，这简直是对上帝神圣和完美形象的亵渎。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天文学家伽利略，热心于哥白尼和刻卜勒的科学发现，并通过自己的科学实践，进一步证明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天体理论。1609 年，他借助于自己制造的望远镜，发现了一系列天文现象，如太阳有黑子、月球表层布满了崎岖的山脉和荒凉的山谷、银河由大量恒星集合而成，等等。1610 年，他发现了木星的 4 颗卫星及其运动周期，证明木星及其卫星是太阳系的缩影。同年，他在《星际使者》一书中指出，木星的 4 颗卫星，是证明哥白尼天体学说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此外，伽利略发现的物体运动的惯性原理，也具有深刻的反宗教神学的意义。惯性原理证明， 一个运动如果不受外力干扰，任其自然，都会沿着直线以匀速运动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只有运动在方向和速度上的变化，才需要外力的作用。这一原理应用于天体的运动，就排除了上帝对运动的继续维持和不断推动。当然， 这一原理仍有其局限性，它只能说明行星运动的继续维持，而不能说明行星运动的初始原因，以及行星为什么不断偏离直线轨道而作绕日运转的圆周运动，因而仍有被宗教歪曲利用的可能性。但是，它终究把上帝的不断推动作用取消了，把上帝逼进了一个死胡同。

由于伽利略宣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被教会视为异端，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传审，被迫接受“判决”，但是他始终未放弃自己的主张。科学的进步和普及迫使罗马教廷也不得不节节后退，以至于 1983 年正式承认对伽利略的审判是错误的。

1642 年枷利略逝世了，而另一个科学巨人——牛顿恰好在这一年诞生了。牛顿总结和发展了刻卜勒和伽利略的科学成果，建立了系统完整的古典力学。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圆满地解释了天体运动的规律，从茫茫的宇宙中，排除了上帝的干预。上帝仅仅被他当做惯性定律不能解释的星体运动的最初动因的代名词，用他的科学宪法把上帝幽禁在“第一次推动”的囚笼里，剥夺了它在宇宙中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