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人类征服自然的天真手段

原始宗教是氏族社会最重要和最活跃的意识形态。如前所述，它作为原始人类对周围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和猜测，是一种幻想的、颠倒的反映，它既是人类在实践基础上思维能力重大进步的结果，又是这种思维能力历史局限的表现。因此，从本质上说，其社会作用是消极的。但是，这一过程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历史地分析宗教在那个历史阶段的作用，依然有其积极意义。

原始宗教的产生，不仅标志着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同时它也包含着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对外部世界及自身认识的探索和经验的积累。在原始宗教观念和神话中，都或多或少地触及到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体生理现象的理解。这是那个历史时代的认识，因而也是那个历史时代的“科学”。当然，这种“科学”只是作为原始人类认识的合理成分或颗粒，被掩盖在神秘的色彩和幻想的形式下。但是，这种前科学的认识形式，毕竟是科学得以产生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对已有的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对未知的支配自己的自然力量的幻想猜测，便是原始宗教的基本内容。而对那些得不到解释的支配自己的自然力量作幻想的反映，是企图用人格化的方法，使这些自然力顺从人的意愿，为自己的生产生活服务。所以，宗教在原始人那里，是他们征服自然的一种天真手段。

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原始人对一些危险性大、没有把握的生产活动，常常进行巫术和祭祀仪式等宗教活动，这对于无能为力的原始人来说，起一定的鼓舞信心、聚集力量的作用。史前洞穴壁画所反映的大都是狩猎巫术，民族学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非洲布须曼人、澳大利亚土著人，在狩猎前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以保证狩猎的成功。在巫师的主持下，他们把要猎取的动物画在沙土上或用赭石画在岩壁上，然后聚集在周围，用予来刺这些动物图形。他们坚信，如果不进行这种仪式，次日的实际狩猎将不能成功。生存的需要迫使他们产生成功的强烈侥幸心，因而一旦举行过仪式，

自然也就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斗志，凝聚了力量，因而也就增加了实际狩猎成功的机会。在现代某些处于原始状态的氏族部落中，还可以看到这种习俗的痕迹，他们围成圆圈，跳着象征季节循环的舞蹈，或者模仿某种动物的姿态，以求得丰收。

原始宗教不只是采取祈求手段请神灵恩赐，而且采取控制手段企图迫使神灵降福、恶魔免祸、魔力听令效劳。祈求手段和控制手段二者并用，软硬兼施，这是原始宗教的最大特点之一。例如，西伯利亚埃尔克人对他们所创造的狩猎“物神”，在“失职”时常常责骂、鞭打，甚至“撤职”更换。爱斯基摩人当他们一再祭风神、海神而不见风平浪静时，就以针刺风，用鞭子抽打海面。我国广东连南南岗瑶族，在向祖先神求雨时，用茅草捆扎一个祖公偶像，如果下雨，就松绑还愿，否则就浸入污水中，直至下雨为止。贵州彝族在祭土地神时，扎一个草把象征土地神，既献牲以祈求，又捆绑以控制。每年用鸡祭三次，同时要捆三次：播种时，从根向上捆扎三分之一，上部蓬松，象征出苗齐壮；秀穗时向上捆三分之二，象征茎粗叶茂；收获时全部捆扎，象征颗粒不丢。这些捆绑、鞭笞法，表明处于原始状态的人们企图控制和支配自然力的愿望。

不管祭献祈求手段，还是捆绑控制手段，实际上都是原始人类企图征服自然的天真手段，这种天真手段在那个历史发展阶段上，虽然能起到一定的增强信心、鼓舞斗志、凝聚力量的积极作用，从而增强了成功的机会，但是与此同时，这种侥幸和依赖心理，也必然会影响原始人类对实际生产技术的探索，一旦不能如愿，也会产生恐怖和绝望情绪。原始社会晚期，频繁的宗教活动给生产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例如，解放前我国佤族人民在农业祭祀上在杀牛、猪、鸡，停止生产劳动，浪费大量人力和财物，不仅谷物不会因此而丰收，而且因为猎取人头祭谷魂而引起部落间难以终止的血族复仇战争，给整个社会带来恐怖和灾难。在每年种植季节的三至五月间， 人们不敢单独在田野里进行耕作，影响了正常生产，对社会经济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