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失控带来的环境问题

人口过快地增长是造成资源过度消耗、粮食短缺、环境恶化的基本原因。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通过对粮食、衣着等基本生存条件的巨大需求转化为对农业资源的沉重压力，通过对工业产品的大量需求而导致对矿藏、森林、草原、海洋等资源的过度开发，这一切过程又都转化为对环境质量的严重损害。

人口增长对资源产生的巨大压力表现在：

资源的开发利用处于超负荷的状态

为了维持不断加大的人口所需基本生活条件，首先是对农业自然资源需求大幅度上升。以耕地资源为例；很多国家“一年种，二年闲”就可以满足对粮食和农副产品的需求，这种耕作方式对保持土壤肥力，永续利用耕地十分有利。但是在我国，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人口数量多，对粮食和农副产品的需求始终居高不下，人地矛盾十分尖锐，不仅采用休闲耕作方式根本不可能，而且还要继续提高现在已经很高的复种指数方能满足人们对农副产品的需求。高强度的利用土地，如没有以高投入为前提，必然造成土地肥力的下降。近 10 年我国年人均粮食拥有量一直没有超过 1984 年的 392 公斤。从

1984—1993 年 10 年间粮食增长近 5000 万吨，而人口增加了 1 亿多，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虽然，有限的土地资源是粮食增长的制约因素，但人口爆炸性增长，是造成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能增加的根本原因。

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已由建国初期的 0.2 公顷，减少到 0.083 公顷。人地矛盾首先在农产品供需不平衡上反映出来，而农产品供需不平衡又首先在粮食方面表现出来。这是因为，从维持人们生存的角度来说，粮食是所有农产品中效能最高的农产品，其他任何农产品都抵不上粮食。所以，在人地矛盾尖锐时，人们首先要挤掉其他作物，保证粮食生产，导致单一种植粮食的局面出现；当人均粮食拥有量下降时，说明人地矛盾已经发展到了

一个更为严重的新阶段。

解决因人口膨胀而增加的粮食需求，出路有两条：一是在现有土地上进行高技术的集约化经营，不断提高人类对生物和环境的控制能力，建立一个更高水平的人与土地之间的协调平衡关系。一是毁林、毁草开荒，增加耕地面积，实现粮食的供需平衡。

选择哪一条道路，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经济、科学技术的实力和人口素质。我国的经济实力薄弱，向土地投入的物质和能量少，农业的自我调节能力低；加上科学技术的落后，单产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巨大的飞跃。于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人们不得不选择通过开荒扩大耕地面积的方式来增加粮食产量这后一条途径。我国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地区恰恰是经济比较落后、交通比较闭塞、生态平衡十分脆弱、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半干旱和干旱地区，如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青海、新疆等省区。这些省区 1990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山西 15.98‰，陕西 16.96

‰，甘肃 14.48‰，宁夏 18.82‰，内蒙 13.98‰，青海 16.87‰，新疆 18.62

‰，均超过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迫于无奈只能开辟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系统脆弱的边际土地如陡坡地，沙荒地、林地、草原等。这样做的后果势必使水土流失加重，土地沙漠化蔓延；土层日见瘠薄，土壤肥力递减，生态平衡失调。更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泥石流、山洪、沙暴等不断危及人们的生活和生产。这样，陷入了人口增长

→开垦新地→破坏植被→土地退化→单产下降→再垦新地→人口继续增加的恶性循环（见图 2—2）。它将导致两个后果：愈穷愈生，愈生愈穷；愈穷愈垦，愈垦愈穷。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影响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而且还会影响周围、特别是江河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

人口对各种资源所产生的沉重压力造成了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后果，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尤为严重。

环境污染加剧

在相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下，人口增加，对食物、水、能源、其他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资料的需求也相应按比例增加；与此同时，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也成比例增加。这清楚地表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是造成环境质量恶化的根源，并且这种恶化的程度还要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加剧。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享受型的消费将大量增加消费品，这意味着向自然界索取的各种自然资源和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的数量更多。以矿物资源为例，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世界消费水平增长了 9 倍，从 1901 年到 1970 年的 70 年间，

世界消费水平却增加了 11.5 倍。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以消耗巨大的资源为代价的，这种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性，并不亚于人口增加所带来的破坏，甚至更有过之。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将使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呈加速度进行。人口急剧增长，推动了劳动力供给人口的急剧膨胀，从而突出了劳动力

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矛盾。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出现的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方面涌向城市，增加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负荷，严重影响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在城市无力吸收和容纳的情况下，又大量进入了乡镇企业；这两种情况都对我国城乡环境状况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三废”排放总量中绝大部分来自人口密集的东南部地区。在国土面积不到一半的东南部地区的土地上承载着 90%以上的污

染负荷（表 2—7），这表明，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生产力水平下，人口密度与污染负荷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