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机器

远在一九五○年，当时被人称为“种速的计算机器”的计算机还只是一个运转笨拙的怪物，诺伯特·维纳就开始思考控制论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问题。他思考着这样的问题：

“能否构想出一部机器，它可以收集这样或那样的信息，比如生产和市场方面的信息，然后调集足够数量的数据，像人脑那样预测事态最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呢？能否甚至设计出一种包容所有政治决策系统并为国家所拥有的机器？我们梦想会有那么一天，执政机器会弥补人脑处理政治问题所暴露出来的明显不足，姑且不论其效果的好坏。”

维纳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也许认为这些只是科学小说里的幻想。即使在控制论专家中间，也很少有人相信处理国际冲突的复杂道义问题或者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可以由机器智能来完成。维纳本人从各个角度仔细地分析了前途后，提出了如下警告：

“除非我们预先分析机器智能的运转规律，全面地了解它是否在我们可以接受的原则基础上展开，否则由机器智能决定我们的行为将是一场灾难。”维纳的谨慎看法没有被所有的同行们接受，特别是没有得到那些忙于开

拓人工智能以及后来的认知科学的同行们的承认。一九六○年赫伯特·西蒙信心百倍地认为，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将拥有用机器替代所有人类行为和组织的技术能力”，包括那些需要“感情、态度和价值”因素的行为。

这个预测和人工智能领域里的许多功利主义的自我吹嘘一样，当然不可能实现，人们至今也没看到成功的迹象。然而在这种浮夸的职业承诺的刺激下，信息技术旁若无人地扩展到政治生活的许多领域，甚至进入最高层的决策过程。

信息技术扩展到政治领域的做法是一些系统分析（或者军事行动）小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创的，其规模小而分散。战后，应用系统理论在一些军事智囊团，如兰德公司和米特公司（Mitre）那里找到了归宿，那里的社会科学家经常和物理学家及战略家共同从事一些特定的项目，比如评价热核战争的作用，或者制定国内防务计划。肯尼迪执政期间，抗暴战争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一些由政治科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参加了这项研究。那时大学里传授的社会科学的课程偏重研究人的行为，带有浓厚的统计学色彩，是对物理科学的拙劣模仿。这种风格容易为计算机系统所接受。不过在大学里，假如因为计算机不够而必须轮流上机时，社会科学家总是被排在最后，似乎他们都是一些二等公民。

六十年代后期，研究在两个方面有了突破。一九六七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在维也纳成立。这个学会得到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的支持，成为了一个财力雄厚和用计算机装备起来的研究中心。它曾经在“世界”和“全球格局”的题目下探索过制定长期社会规划的几种方法。几年后，即一九六九年，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科学家联合提出了曼哈顿计划。他们得到了国防部的准许，准备用五年时间和七百六十万美元来研究新程序编制技术。这个项目的名称是坎布里奇计划。它的研究是通用性的，适合各类社会科学的研究。他们公开提出的目标是寻找“不偏不倚的供计算机使用的工具”。但是，国防部提供经费就是要让坎布里奇计划为五角大楼服务，后者希望这笔钱花得值当。结果，这个计划很快便承担了与冷战有关的任务，如为军事情报机构开发“指示和报警”程序。它承担的另一项任务是建立泰国

友好村庄或敌对村庄的计算机模型，然后提出相应的对策。用计算机建立模型的另一个相似例子是越战期间选择轰炸目标。符合友好模型参数的村庄予以保留，那些被模型确定为敌对性质的村庄则往上予以炸平的标记。用计算机武装起来的社会科学终于应用到了生死悠关的领域。

坎布里奇计划在一九七一年的报告中明确地表达了广泛的政治意愿： “有了这些技术，就可以在短短的几天里考虑入侵古巴或北越的各种可

能战略。在更远和仍可预见的将来，这些技术也许可以用来考虑干涉外国的革命或者选举。”

信息技术用于政府事务的最大一次尝试发生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让英国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为智利开发和管理最佳经济秩序。比尔根据“信息可以改变我们和信息构成控制”的原则，构想出一个复杂的计算机系统，并且给它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自由机器。这个系统的任务是收集有关一国经济或者世界经济所有能够得到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建立“控制论模型”。管理这个模型的计算机“从被监测的系统里得到即时数据，然后对信息内容进行提炼”。这样便可“形成前提，进行模拟，对世界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比尔秘密地为智利财政部工作，试图在智利建立像自由机器那样的计算机系统。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系统，耗资巨大，安装在圣地亚哥市的一个名叫“操作室”的中央控制室里。它曾经把智利经济百分之六十的数据输入了它的数据收集管理网络。系统还具有预测罢工和制止罢工的能力。比尔在一份报告里说：“我们的设计利用了各种相关学科的知识：大脑思维过程中的神经控制论知识、应用心理学和群体心理学的知识以及人类工程学的知识。”系统的运转需要一个有趣的全新概念：自由。比尔的结论是：“在目前的技术发展阶段，自由的定义的确需要修改。可以说，有用的信息应该自由地发挥作用，这将是新的自由机器的设计原则。”这个思想使计算机成为自由这个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

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之后，比尔宏伟的计划也

随之破产。即使如此，它依然说明了一个笃信控制论的幻想家愿意让自己的理想走多远。这个宏伟计划应当认为是一项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它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式用计算机武装人类的各种活动和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医学、法律、精神病学、协商和公共管理等领域。所有的尝试都基于一个最基本的观点，这就是人类的思想，哪怕是最微妙、最复杂的思想，都是对信息的处理，因此处理的信息越多，速度越侠，就是最好的思维。

自坎布里奇计划在“危机控制”的旗号下进入政府事务以来，社会科学家发展了很多计算机模拟技术。一九八三年，里根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设置了高度计算机化的危机控制支持和计划小组，极大地提高了模拟技术的地位。这个小组的活动由一位来自犹他州布菜汉姆扬大学的政治科学家理查德·比尔负责，他过去是民意调查专家理查德·沃思林的雇员。比尔的任务是为世界上大约二十个麻烦地区建立数据库。这个项目取得的一个被骄傲地宣传过的成就是利用“最新的图表技术”生成“合成视频形式”的信息的能力。图表的形式包括地图、条形图和描述谈判及战争这类活动的符号。这些灵巧的计算机和视频发明可以用简单的图表向总统迅速报告国际上发生的危机，并且以电视的形式提供全部所需的数据供总统决策时参考。也许它看上去像一个背景为世界地图的电子游戏。

这个设施绝不是一次纯粹学术试验的结果，相反它是一九八三年十月美国军队入侵格林纳达时总统和他的主要幕僚工作的大本营。这次行动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是把对新闻的严密审查作为控制危机的一个部分。（沃思林事后所做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也许这就是影响一年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做了一笔大买卖的部分原因。这是美国政府所做的最大的一笔计算机交易：它花费了将近十亿美元从 AT＆T 公司购买了几百台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分配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并且与华盛顿的危机控制总部联网。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决定对计算机的模型进行技术投资。他们的项目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实施，取名为“预告”。它的用途是利用“特定国信息”预测一百三十几个国家在二十至三十年的时间里可能出现的形势。“预告”的数据库为每一个国家设置了一千多个指数，“其中的大部分指数反映从一九六

○年到一九八○年间每年各项指数的强弱变化”。“预告”这样就可以把这些数据的走势曲线延长到未来，模拟“随着时间流逝的各种可变因素之间互相作用的情势”。这个计划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工具”，它可以“启发”人们推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势态。

在考虑美国怎样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什么是美国的利益、哪里可能发生冲突以及美国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提供的能源、材料和制造业的时候，“预告”是很有用的⋯⋯它的数据管理系统还保证了数据的方便查寻和不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