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信息政治事实说明一切

生活只需要事实。无须任何筹划，也不需要其他东西，人只能根据事实形成理性动物的思维：唯有事实才有助于思维。

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中格拉德格林德的一段话

没有计算机，信息崇拜便无从谈起。然而远在最原始的数据处理机问世之前，有一个组织周密的政治团体已经超前地意识到近代社会中事实和数据的论证分量。他们是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实用主义者，是古怪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虔诚信徒。这支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流派给予后世极大的启迪。他们的思想包括了信息崇拜的所有要素：保持道德上的中立立场；具有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渴望由技术精英治理社会；他们缺少的只是计算机。边沁主义者需要一种会思想的机器，以上帝般的权威迷惑大众并趁机得到大众的认可。因为没有这种唬人的机器，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种种偏见便暴露无遗。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信息从来就不是超客观的，它历来是为政治服务的。边沁主义是近代最早出现的政治哲学里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潮之一，是工

业系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的“实用主义”旗号反映了那个时代新经济秩序盛行的讲究实际的做法和对物质利益不加掩饰的追逐。英格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步人机器和工厂时代的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渐进过程。在十九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工业城镇遍布全国，社会总人口极度膨胀，大量的人口开始从乡村涌入城市。社会上出现了新型的劳动力、财产、市场和发明，随之也萌发了新的社会价值和新的社会力量。在这个许多人认为是社会灾难的形势下，实用主义者充分意识到这一急剧和令人困惑不懈的社会变迁所包含的重大历史意义，为这个变迁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他们本能地感到，在处于多事之秋的英格兰，控制事实——哪怕是明目张胆地控制事实——就能获得权力。控制着事实的人显得胜任其职，事实能赋予执政者以权力。

在工业社会里，变迁就是秩序。变迁摧毁着旧的观念，它给公众带来迷惘和焦躁。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表面上混乱无序的状态里，实用主义者大胆地提出一个独创性的哲学思想：如果把变迁看成社会改革的契机，那么变迁就会促成社会的进步。而社会改革的秘诀在于掌握事实，即对大量事实进行控制。在实用主义风行的年代里，实用主义者强硬地主张在法律、经济、教育、社会福利制度、监狱和环境卫生等领域实行改革，因此得到了“哲学激进派”的称号。在改善公众生活的多次浪潮里，第一步的工作总是大量地搜寻有关事实，因为实用主义者相信，事实如果积累到足够的数量便有说服力。若想了解社会中浪费、腐败和效率低下的现象，只需把事实一一列出便可一目了然。

历史学家 G.M. 扬把边沁主义者的行事方法称为“边沁主义公式”，认为这个公式包括“调查、立法、执行、了解执行情况和报告”五大要素。其中的调查、了解执行情况、报告这三大要素促使维多利亚时代国会和皇家调查委员会对公众作大规模的调查。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应当负责数据的收集，然而在没有任何团体愿意不辞辛劳地进行大规模精确统计的边沁主义时代，这却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实用主义者改变了人们的统计观念。扬注意到：“若干年之后，公众头脑里已经塞满了涉及国家生活各个方

面的事实和数据⋯⋯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能如此热哀于调查。”专门调查委员会制作出几大本数据和统计资料汇编，这种做法在维多利亚时代并不罕见，并且有必要设置一个新的管理机构负责调查工作的实施和整理（情况往往正是这样）。随着政府搜集事实的工作的继续，统计记录就会像滚雪球那样地膨胀。十九世纪上半叶，洁瀚的信息被编入著名的维多利亚蓝皮书，这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统计资料最详尽的汇总。

卡尔·马克思从蓝皮书里找到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全部证据，他只需坐在大英博物馆里的写字台上便可以足不出户地进行他的研究：所有的研究资料都变成了白纸黑字供人使用。十九世纪末格拉德斯通首相执政期间，由于其固有的边沁主义风格，英格兰政府的执政方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扬写道：“掌握事实和处理数字的能力是⋯⋯在公共生活里显示才干的最可靠的方法。”格拉德斯通精心编制的预算方案是近代治国方略的经典， 他本人也是第一位以行政手段控制社会统计资料的政治家。如果他活到今天，他肯定会在美国竞选总统的辩论里旁征博引，娓娓道来。

勤于搜集数据的实用主义者可以说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旁支后裔。当然， 培根的兴趣在政治领域，而边沁则关注法律事务和经济学。然而这两人的学说有一个共同点。正如培根相信点滴事实的累积会自动显现自然规律那样， 实用主义者也认为，周密的调查所得到的社会事实可以很快证明现存法律和制度的弊端，而且可以直接提供解决方法。这个思想虽然使实用主义者的言行多少带有愤世嫉俗的味道，却一扫当时盲目轻信的风气。实用主义者以锐利而挑剔的眼光注视着每一件事情，历史悠久或者已成传统的事情亦不在例外。他们尽情地发挥才情，对仍然活跃于英国社会的古老习俗中的荒谬混乱之处横加指责，并且以此为乐。他们独特的武器给予他们勇气，这个武器就是事实，无所不在的事实，感情和思想都无法与之抗衡的事实。

在边沁主义者貌似客观的背后，他们实际上有一整套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并不特别掩饰对信息利用所持的观点和目的。强调边沁主义者的这个特点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说明了信息和思想必然会相互地作用。边沁主义者于一八三三年在全英国范围内对英国济贫法进行的调查可算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是一项规模最大的全国性调查计划，调查的细致程度甚至到了去称量穷人家里的面包和稀粥的分量。

实施大规模调查计划的实用主义者一开始就决心破除救济穷人的惯例， 他们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救济老人和穷人法案中的矛盾和欠妥之处以及造成的浪费。这项工作并不困难。济贫法实际上不是一部完整统一的法律，不过是几世纪以来安置生活有困难的人的各种法规和规则的汇编。济贫法的适用对象包括病人、老人、残疾人、失业者、孤儿以及精神病患者。几百年以来， 这个包罗万象的计划早已演变成一个支离破碎、谬误百出的法规汇总。实用主义者记录了济贫法的混乱之处，很快地说服了政府用他们制定的权力统一和代价低廉的新法律取代了以往的济贫法。他们的观点赢得了胜利，结果英国建立了查尔斯·狄更斯小说所生动描写的那种严酷的济贫院体系。济贫委员会看上去进行了一次纯客观的调查，一次根据节省原则进行的专业调查， 然而它一开始就受到一种系统的社会哲学的指导，这种社会哲学认为贫穷是寄生性的犯罪，应当得到惩罚，一种过于宽容的救济制度只能腐蚀人们的劳动意愿。调查显示了人性的阴暗面和拜金主义。实用主义者认定必须驱赶穷人去劳动，使他们与工厂主结成联盟，后者已经把劳动条件降低到不人道的

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边沁主义者用纯事实的鞭子为工业革命准备了一支劳动大军。

由此看来，对早期的信息崇拜起过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的实用主义者的道德动机和政治动机与其他政治集团的动机毫无二致。今天所有的智囊团和政策研究中心沿袭了实用主义的这一做法，它们貌似进行纯学术研究，实际上它们提出的观点都带有政治上的偏见。实用主义者把进行社会调查的热望与冰冷无情的社会哲学结合在一起才收集到了令狄更斯这位人道主义者深恶痛绝的事实。在《艰难时世》这部描写早期工业城镇生活情况的经典小说里， 狄更斯激烈地抨击了实用主义者，把他们描绘成一群只相信事实不相信人性的小人和伪君子。他笔下的实用主义的典型人物是一位名叫格拉德格林德先生的校长，此人相信教育的真谛是向学生头脑里填入尽可能多的信息。只要事实，其他都不要。正如狄更斯聪明地意识到的那样：学校制度造就了时代的风尚。在格拉德格林德先生的学校里，除了数据和数量，其他概不教授。

格拉德格林德先生问学生什么是马，学生用一连串的事实作了回答： “四足食草动物。四十颗牙齿，也就是二十四颗臼齿，四颗上颚犬牙，

十二颗门牙。春天蜕毛，在沼泽地里容易闪了蹄子。蹄子很硬，但仍要打上铁掌。马嘴里有可以确定年龄的标志。”

假如那个时代有计算机，格拉德格林德先生肯定会在学校里使用它。只要轻叩几下键盘便可调出所有相关的数据，或许还会出现三维的模拟图形。不过，这个四足动物的所有数据恐怕永远也不会变成一匹真正的活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