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笛卡尔梦中的真理女神对真正的思考艺术的反思

一六一九年十一月十日的晚上，刚刚二十岁出头的有作为的哲学家雷内·笛卡尔一连做了三个梦。这一连串的梦改变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和近代思想的发展轨迹。他梦见了真理女神以闪电般的速度告诉他“建立新的认识方法和新奇科学”的秘密。根据女神的昭示，笛卡尔狂热地埋头写作一篇题为《思维规则》的博大的论文。“新奇科学”的目的无非就是描述思维是如何工作的。对于发明了解析几何的笛卡尔来说，肯定要在数学领域里寻找完成这一任务的模式。首先是找出若干条公理（即其正确性不容怀疑的“明确而独特的思想”），然后按逻辑顺序将这些公理联系起来，生成一定数量的和简明而高度合理的规则。这些规则和公理一样，也是正确性不言自明的真理。这就是知识不断扩展的方式。

笛卡尔没有完成这篇论文。他在写完第十八条规则之后便放弃了这项研究，也许是因为这项研究比他想像的更困难。然而他在《方法论》这部被认为是近代哲学奠基性文献的著述里，对真理女神的昭示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笛卡尔是近代世界中第一个尝试用代码描述思维规则的人，从事类似试验的大部分人都仿效笛卡尔的做法，把数学当做他们的模拟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也可以被看成是这一传统的两个分支，所不同的只是它们和技术结合在一起，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成为思维规则化身的机器（计算机）的研究上面。

从笛卡尔时代发展起来的认识论体系一般是质朴无华的。当然，它们多侧面地揭示了人类思维的方式。但是，所有的体系都存在一个相同的奇怪现象。它们都避而不谈真理女神，甚至笛卡尔本人也如此。他从未再次谈起他的灵感来源，他的著述只是不厌其烦地谈论了梦、启示和洞察力的作用，认为它们是产生思想的源泉。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形式化的逻辑顺序上， 也就是说，从零出发，从怀疑一切的论点出发。笛卡尔忽视使思维成为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更无须说是一门技术）的原因：启示是瞬间感受到的， 而思想是神秘地降临到头脑里的。这是这位近代哲学之父的一个致命的疏忽。笛卡尔本人会因为无法说出真理女神是从心智的哪一扇门走人他的思想中而窘迫不安。我们之中又有谁能够指出这种本能的闪念来自何方？它们似乎是从不可感知的地方突然降临的。我们无法一点一滴地把它们累积起来， 相反，它们总是突然一下子全部降临。假如有产生思想的规则的话，那也只能是开放我们的头脑，它敏锐地捕捉各方面的趋势，容纳各种陌生的、表面的、模糊的以及稍纵即逝的事情。我们也许不了解思维是如何创造或者接受思想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些思想——特别是凝聚着人类集体经验的思想， 也就是我称之为主导思想的思想——我们的文化将会贫瘠不堪。没有真善美这样的大概念指明方向，人类的思维就将步履艰难。

在笛卡尔拟定思维规则的同时，一位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也在寻找一种全新的认识方法。墙根对数学一窍不通，他更愿意强调观察和积累事实的重要性。他是一位具有革命观点的人，比如，所有的知识都要放在坚固的事实基础上加以检验，这个想法就是他对大自然试探性的“小小挑战”。十七世纪结束之前，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培根的经验主义这两大哲学流派融为一体，共同创造了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那个智力学科，它的含义是：将观察

结果归纳为一门具有独立方法的学问，它应当具有数学般的严谨逻辑。正如培根有一次谈到的那样，一旦人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人脑本身就可以像机器那样选择每一步骤的行动方向，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笛卡尔和墙根的时代过后，科学的发展异常迅猛。他们的方法被应用到各种学科领域，并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讨论、修正和改善。用这种方法收集起来的事实数量也与日俱增。但是，启示过伟大科学家的心智，像笛卡尔梦见的真理女神那般突如其来的天使却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那些认为终于设计出墙根的智力“机器”、认为无须指望神秘的启示同样可以用机器代替人脑的计算机专家，也从未对真理女神表示过任何敬意。

哲学家对思想来源和思维机制，即天使的言论和对分析过程的不同看法，反映了人类思维对自身的理解程度。我们能够自觉地把各种思想联系起来，尽可能地作出比较和对照，确定演绎的步骤。但是，如果我们领悟到思想背后的那些经验、记忆和洞察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它们可以因这种关系而形成完整的思想），我们就容易避免漫无目标的尝试，就像我们试图去读懂眼前飞快掠过的信息那样。产生一个思想是一个瞬间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它拒绝任何方式的捕捉和分析。我们无法让思维停顿下来，让我们从容地观察思想是怎样一步步产生的。把我们原始的、潜意识的思想加以分解，有如分解佛教禅宗大师为迷惑心智以达到绝对虚无所下的玄秘功夫那样，是十分困难的。要理解人脑从哪里获得思想，最好的方法也许是学学笛卡尔的回答：“天使会告诉我。”我们还有必要再往深处探究吗？智力是人类的财富，我们可以利用它，欣赏它，发展它，却不必对它作出任何解释。

思想的来源是很难从根本上解释清楚的，但这绝不是说我们有权忽视思

想的重要性，有权把任何我们可以解释的事情作为思维的起源，并认为这就是对哲学家们为之奋斗了几个世纪的认识论问题的全部答案。我相信，这就是计算机专家试图用计算机解释认知和智能问题时的心态。

模拟思维过程的信息处理模型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论题，它产生了一些令人惊诧不已和有悖初衷的结果。建立模型的指导思想是经过一些简单的形式化步骤把思想降低为一种数据处理的行为。当我们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思考时，这种方式将表现得十分专横。似乎我们正在强迫自己的脑子用一种极不自然的方式去工作。我们以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为例（它们只需要很少的智力），试一试用严谨的逻辑顺序去规范其中所有的因素。比如做早餐、穿衣服、外出购物等。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讲到，这些常识范围里的行为会使最好的认识科学家束手无策，因为它们无法用程序来规范。我们也可以用比较特别的活动为例（即必须做出决策的活动），比如选择一个职业、写作一个剧本、创作小说或诗歌，或者像笛卡尔那样，试图给思想的基础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在每一种活动里，我们大脑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整个计划的全部。我们只是去做，似乎从来不加思索，我们一步步地完成计划，随机地设想出有助于完成整个计划的一系列步骤。如果有一些环节没有发挥出效用或者出了差错，我们就会根据全局的情况加以调整。我们理解计划，也就是理解计划所包含的全部活动。它们可能是一些筹划欠周的计划，但却能达到目的。我们必须明确，手段和目的相比总是处于第二位的。生活计划出现差错是因为我们只注意了第二位的因素而缺乏对计划全部的统筹考虑。在一则关于蜈蚣的寓言里，有人问蜈蚣是怎么协调那么多的爪子的，蜈蚣被人这么

一问反倒不会爬行了。我们也有些像这只瘫痪的蜈蚣了。

我的看法是，不管思考大事还是小事，人脑的工作方式常常呈现塔式的结构，而不是线型的规则系统。这是因为从总的方面看我们的生活就是由有等级差别的计划所组成的。一些事情是琐碎的、重复的，另一些事情是相对特殊的，需要多加思索才能做好。人脑是制定计划的天然器官，也就是说， 它设置目标，从各种可能性当中选取合适的目标。考虑各种选择，制定计划， 这是人脑首先要做的事情。这个过程如此明显简单，以致于直到一种对思维的不同看法出现之后（比如有一种看法认为思想是通过形式化的程序与数据发生联系的），我们才开始对它作一些思考。

当然，人类思维的发展需要数据的支持。我们确实需要收集数据。不过我们是根据计划的需要在高度选择的基础上收集数据的。计划，连同其他一些因素，告诉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实，哪些事实应当忽略，哪些事实价值较大，哪些事实毫无价值。最重要的是，思考就是形成计划以及对计划所包含的价值作出反思。有许多计划纯粹是为了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比如寻找食物、穿衣挡寒遮羞、找地方躲避风雨以及在危险时刻寻求帮助。但是，所有人都希望有机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作用，都希望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能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去追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生活艺术的本身”。制定高层次的计划是人类生而有之的高级本能，教会青年如何尊重和享用这笔财富是教育的全部意义。它当然和那种拼命向青年灌输信息或者让他们感到收集信息就是人脑的主要工作的教育方法截然不同，也不同于一边教他们掌握生活的艺术，一边又要求他们“像机器那样思考”的教育方法。机器不能制定计划，人类发明机器的目的是让它们帮助人类实施计划。西摩·佩珀特所说的“程序化思维”在生活中是有用的，但是它的作用只是限于诸如仔细地研究公路图之后确定一条旅行线路这样的层次上。它只是在我们决心要作一次旅行并且选定了目的地之后才能发挥作用。

儿童早期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学习道义和精神的典范。我把这些存在于每一种文化的核心之中的典范称为主导思想。让我们从西方教育史里选取一个古典的模式。在古代社会里，儿童们通过阅读或朗诵荷马史诗来学习当时文明的价值。他们耳濡目染许多冒险故事和英雄豪杰，常常在土路上、田野里玩着模仿英雄豪杰的游戏。在一个健康的文化里，史诗、童话、古代法国诗歌、圣经故事、神话传说里鼓励儿童追求高层次的生活目标时，都要让儿童读一读荷马史诗里的篇章。这些篇章是我们的思想根基。主导思想不一定为文字形式表现。在部落社会里，神话表现在节日的欢宴里，主导思想表现为一些宗教礼仪。主导思想也可以表现为艺术作品，比如中世纪教堂里的彩色玻璃窗和雕塑。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电影和电视是最有威力的教育手段，它们常常使学校采用的教材黯然失色。不幸的是，这些重要的教育手段大部分掌握在唯利是图的商人手里，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高尚志趣。精神饥饿的儿童只能看到一些花里胡哨的英雄和坏蛋。我们从“星球大战”的电视节目里可以看到史诗中的英雄行为的残余痕迹，但是这类节目的审美标准和智力水平都十分平庸，想像也很拙劣，更多关注的是“故事的结局”而不是人物的性格。在这些商人手里，生气勃勃的人物原型变成了老掉牙的屏幕形象，伟大的行为被扭曲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

那些能够用荷马史诗、圣经故事以及摩呵婆罗多教育儿童的文化是幸运

的。虽然儿童以单纯、嬉闹的态度来理解这些故事，但是他们接触到的却是

最严肃的文学。从英雄的事迹中他们懂得了一个道理：长大成人就意味着要为自己制定计划并承担全部责任。简而言之，就是要在高尚的目标指引下为自己的生活道路负责。儿童渴望这样的指导，他们发挥自己的想像力为自己营造出一个幻想世界，那里有伟大的要求、伟大的战争、机智勇敢的行动、勇气、热情和牺牲。他们把自己想像成上帝和女神、国王和王后、勇士、猎人、圣徒、理想的父亲和母亲、朋友和邻居。也许有一些儿童愿意成为新一代的吟游诗人和艺术家，以继承文化中的种种理想。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用人物形象而不是用数据或者机器去启发儿童的思维。

然而向儿童传授文化英雄的价值还存在一个问题。由于父母和教师的干预，尤其是教会和教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干预，理想容易流于说教，部落的偶像也会成为控制儿童头脑的暴君。英雄主义会演变为沙文主义，光彩照人的形象会变成束缚思想的模式。主导思想在那些己无孩童般烂漫想像和狭隘而懦弱的人手里也会变得分文不值。

在伟大的艺术家荷马笔下，人物从未失去过真实生活中的复杂性。英雄也有人类的许多弱点，他们的形象是有血有肉和丰富多彩的。阿基里斯，这位最伟大的勇士，有着孩子般的虚荣心和被宠坏的脾气，他是一个有缺点的悲剧性人物。奥德修斯也只比恶棍略好一点，他的“许多发明”竟然挡不住敌方小小的进攻。这些英雄人格的完整使后来的研究丰富多彩：既有对于英雄的盛赞，也有对于其弱点的众说纷坛的讨论。理想人物具有多方面的性格， 占据他们头脑的是那种“是的，不过⋯⋯”即包含多重不同含义的思维方式。一旦失去了生活的真实性，人物形象就显得单薄，他们只能用来装点门面从而失去了启迪儿童思维的作用。

希腊人的儿童是在荷马史诗的哺育下长大的，他们之中出现了一位哲学

家苏格拉底。这是一位哲学怪人，他的使命是让所有人都成为好学多思的人， 苏格拉底对他的学生说：“去了解你们自己吧！”但是在什么地方了解自我才能从质问祖先的价值即行为的规范开始呢？

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形成批评对照以活跃智力的发展。荷马创造出许多充满勇气的人物。然而苏格拉底在提到一些互相矛盾的人物形象后（其中一些人物还向荷马挑战过）问道，什么是真正的勇气？这样就形成了思想的交锋，学生们必须动脑筋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苏格拉底的批判精神很少能得到社会的尊重。雅典因为苏格拉底没完没了的批评而终于失去了耐心，处死了这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任何缺乏苏格拉底批判精神的教育理论都不可能达到激励年轻人寻找新思想、争做新人和最终更新文化的目的。

在学校全面地装备了先进的教学设备的时代里，再回过头从只靠口头传授文化的古代原始社会里寻找理想的教育方法是一种违背常情的做法。但是这也许会引起强烈的对照，促使人们去恰当地认识计算机在儿童教育问题上的作用。至少，它可以告诉我们在任何社会里，无论是现代社会或传统社会， 在考虑怎样教育儿童之前，应该首先考虑我们用什么去教育儿童。内容应该高于方法，信息应该高于载体。

儿童教育向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基本技巧的学习（如认字和学习算术， 或者学习打猎和收割）和远大理想的培养。在现代社会里，即便明确了计算机操作知识（我们希望在正确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被弄得混乱不堪的术语）也属于技巧学习的一部分，我们仍然肩负着培养学生生活理想的重任。大部分的教师当然清楚这一点，他们仅把计算机作为一种主要的教育手段。他们可

能忽视了计算机带来一门新课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正在冲击他们将要进行的理想教育。计算机确实是一种强有力的教学工具，这种灵巧的机器包含着对心智的深刻理解。溶化在机器里的是关于思维的概念和人脑工作的思想。思想溶化在机器里是因为那些自认为理解了认识和智能问题的科学家把它放人了机器。没有任何教学工具像计算机那样带来影响如此深远的智力负担。对思维的看法，即使认为它只是一种模仿，很容易转变为培养性格和价值观的方法。假如我们授权给某人，让他教我们怎样思考，我们也许还要授权让他教我们思考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和什么时候停止思考。在课本、测验和教学计划组成的教学活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教育实际上就是对人类思维的分析，分析它的结构、力量和恰当的使用。

用了计算机（否则就必须十分谨慎地利用其他方法）便可以用数据处理模型模拟人脑潜意识的活动。这种模型，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与我们经济生活里的一个重要转变有关联，这个转变过程将我们带人高科技发展的新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带有服务性质的信息时代。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大公司在悄悄地影响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作为信息技术的主要用户的政府机构（尤其是军方）正在和大公司携手共建这一秩序。在政府和大公司的合作下，科技界里一个重要和资金雄厚的部分（其中坚力量是人工智能和认识科学专家）为计算机模拟人类思维带来了一个高度思辨性的命题。所有这些社会力量在广告商三寸不烂之舌的宣传下都异常关注计算机作为教育工具的作用：计算机把这些可怕的社会力量带进了教室和校园。教师使用计算机的机会越多，对它们的评价越高，这些社会力量的影响也就越大。

另外一些社会力量利用计算机的目的是应当受到指责的。在他们手里， 这门前景广阔的技术（其本身就是人类巨大想像力和创造力的一个证明）已退化成一种监视和控制别人的工具，一种集中财务和管理权限的工具，以及一种操纵公众舆论和发动战争的工具。虽然个人计算机进入了数百万个家庭，但其中的一部分仅仅被用来玩玩电子游戏而已，并不能有效地抵消计算机给这些社会力量带来的权势。

在早期教育中把计算机知识传授给学生，使他们认为只要编制一些简单的程序或者玩一会儿电子游戏就可以掌握这门威力无比的技术实在是一种可耻的欺骗行为。这不是在教学生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思考，而是怂恿他们默默地接受这种欺骗。这是让学生习惯于计算机无所不在的现实，让他们相信计算机使用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在这种环境里，传授计算机知识的最好方法是强调这种机器的局限性和误用事例，告诫学生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并不需要计算机的太多帮助。

这样做甚至还有生态学方面的理由。它可以提醒儿童，他们与城市和机器工业环境之外的大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谢里·特克尔注意到，过去的儿童对大自然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他们自己比做动物。而现在，“把自己的活动、心理、才能与计算机相比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儿童有可能再次寻找到他们与动物的密切关系的历史关头，每一种动物都能无言地表明，它们的思维能力要比计算机的模仿能力强百倍。如果儿童没有机会在掏鸟巢和捕捉猫的活动里看到动物所表现出来的智力，没有机会看到进化到一定程度的动物所具有的尊严（儿童的智力也是循着这条进化轨迹发展起来的），那将会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在一个非人化的现实世界里，这种教育方法并不是一种只属于工业前社会、属于传统文化和传说中的基本教育方法。

把一种机械装置强加在儿童身上，割断他们与大自然的最后一点联系，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将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儿童的早期教育应该使儿童受到有价值的人物形象和思想的熏陶，比如荷马史诗可以激励儿童敢于冒险的勇气，然而计算机的介入打断了这种早期教育。儿童可以等到将来再学习大部分学校都会传授的计算机知识。掌握一定的技巧，比如文字处理、快速运算、数据库检索等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学习， 但是它可以在高中甚至大学再传授。儿童一旦失去了解童话、史诗故事及神话传说的机会，就很难再用只有在童年时期才有的好奇心去学习这些传统文学了。同样，如果不在童年时代树立苏格拉底乐于探索的精神，成长着的青少年也许就会养成墨守陈规的习惯，很难从父母的干预和社会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现在的状况是，国外有一种强烈的共识，认为我们学校的智力基础工作做得十分糟糕。学校失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师常常超时工作，又不被人理解，许多学生带着厌倦、反抗、纷乱和沮丧的心情进入教室。有些儿童因为缺乏生活必需品而备受折磨，无法保持纯真好奇的心理状态，另外一些儿童由于受名利第一的腐败价值观的影响而过早地变得玩世不恭。许多儿童， 即使是那些幸运而富足的儿童也受到能毁灭我们全部生活的核战争的恐吓。学校也有同样的麻烦，有的时候这些麻烦甚至抵消了最佳教师的最大努力， 迫使他们把教育局限为基本的技巧训练、工作培训以及激烈的升留级竞争这样狭窄的范围里。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些事情来了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明白光靠技术是无法很快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计算机无力给社会和政治问题开药方，即便计算机发展到学生人手一机的程度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要阐明的观点是，计算机的教育功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应该以人文主义者的态度为艺术和文学在学校里争得一席之地。这就是我的观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专业兴趣使他们成为计算机的热衷者，他们在我所建议的教育方法里找不到太大的甩武之地。然而，正如笛卡尔的天使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富有高度创造力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想像和梦幻并非没有联系。它们与艺术和文学一样，来源于同样的人类思维，既有荷马史诗的浪漫，又有苏格拉底的尖锐批评。从任何学科的角度上看，人类思维的综合性培养肯定有助于少犯大错。主导思想属于所有的思维领域。用束缚人们创造力（正是这种创造力才发展了神奇的计算机技术）的方法将呆板的计算机技巧勉强用于青少年的教育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倘若我们硬要使儿童相信他们的思维比无言地模仿他们才能的机器更为低劣，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教育儿童的问题上，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家的共同事业是抵制贬低思想作用的谬论，而数据处理模型的理论就是这样的错误谬论。它把自己等同于人脑，而众多的哲学家、预言家和艺术家竟把它奉若神明，因为这种理论认为计算机和人脑具有相同的特性，有消耗不尽的潜能。人工智能和认识科学专家为了寻找据说可以用于所有文化方面的“程序化思维”，而被迫认为传统和机械的分析方法不会给人类思维留下空白，用数学规则便可以处理所有的数据。我的观点与此相反，我在本书中一直认为人脑不是用数据思考，而是用思想思考，而思想的创造和发挥是不可能用几条可以预见的规则就能解释清楚的。我们敦促儿童进入思想王国，就是让他们拥有智力探索的能力。他们将开始感受思想的各个方面并尽可能获得独创性的见解，不论它们是语言、形象、数字、手势还是尚未成形的思想。他们将揭开一个又一个奥秘，

不断走进更大更神奇的思维王国。

思维艺术的不断发展是因为人脑具有神奇的能力，它可以创造出比自身想像和预见更伟大的成果。在了解人类思维的全部潜能之前，我们尚且无法用符合人性的方法去创造这种能力，也没有办法防止它被魔鬼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