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崇拜

第一章 “请接查号台” 往日的信息

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长大的，那时信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其地位微不足道。几乎没人会相信信息会成为一个“理论” 或“科学”的研究对象：它与赋予它魅力和巨大经济价值的先进技术没有联系。这个词在公众中最广泛的用途可能就是“请接查号台”。这是 411 作为查号台号码之前我们查询电话号码时常向接线员说的一句话。在三四十年代，有一个很热门的广播节目也叫信息，该节目鼓励听众寄去各种鸡毛蒜皮、稀奇古怪的问题去诘难一些专家，例如，谁是美国在位时间最短的总统？最长的二重唱是在哪部歌剧中？哪种哺乳动物靠蛋繁殖后代？

这就是当时大部分人对信息的概念：各种不相干的事实大汇萃。这些事实有时令人惊讶，有时让人感到有趣，有时也有点用处。大部分信息经常以数字、名称、日期、地点、事件或量度等形式出现，回答关于谁、什么、何时、何地、多少等特定问题。谈论这些问题用的都是日常词汇，无须神秘的数学公式或专业技术词汇。偶尔信息也具有一定的紧迫性——比如压迫何处止血等——但并不涉及公众必须的需求。决没有人会相信信息能有现在的地位：产品一下身价百倍，以至希望无限地生产。

当然，人人都知道某些行业和职业需要保存很多记录信息的档案，例如会计、律师和工程师。典型的白领职业——银行、保险、经纪业和房地产—— 就是以塞满橄榄色档案柜的房间和芽梭其中的档案管理员为特征的。更为典型的是政府，它的一些官员，如检查官、税务官和法官，从我们文明的早期就是档案的保存者。自十九世纪初，工业发达社会的政府逐渐被卷入越来越多的行政事务，以至注意官方数据的工作也成为了目的。诸如监督经济发展， 密切注意劳动力的动向，发放救济，进行工作，收入和财政分配等职责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城市工业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注意力。早期的社会科学家， 如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社会统计日益扩展成为纸上谈兵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极度邪恶：生活官僚化，将经验变成抽象的数字。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职业处理资料的工作，无论是公共的或是私人的， 更多的是被抱怨而不是受到称赞。它被认为枯燥乏味但又必不可少，属于地位低下，一般无须多少技能的办公室辅助工作。我们能从狄更斯和果戈理的小说中看到这些小公务员的熟悉的形象：肤色苍白、满脸皱纹的书记员捣腾着堆积如山的报表；无精打采的设计员和校对员没完没了地计算数字；营养不良的办公室小职员在积满灰尘的档案堆里寻找着杂七杂八的记录。这些人位于官僚社会的最底层。海尔曼·梅尔维尔在其著名小说《代笔者巴特贝》中描述了这些不幸者的典型，一个办事利落的小职员最终被他的残酷和枯燥的劳役折磨成一具僵尸。

即使当资料保管员的工作跨越纸与笔的阶段并最终进入商用机器的时代，他们的形象依然如故。本世纪初在这个行业使用机器是因为政府和白领行业需要节省时间和空间。当时的信息处理机是键盘穿孔机、计算器、校对器和地址姓名印刷机。没有人认为这些用于分类或计算的玩艺儿具有智力， 只不过和空气刹车或干电池一样是一些灵巧的发明而已。它们的发明者并没有流芳百世，生产这些机器的公司在我们的工业经济中也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使用者依然是低级的小公务员。在绝大部分场合，资料员是所谓的“办

公室女郎”，她们受过高中或职业教育，辛苦地从事单调的工作而没有升迁的希望。只是有更多的人道主义者认为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是现代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不幸典型。

在埃米尔·赖斯辛辣的百老汇讽刺剧《加法器》中，主人公是一位被恰当地叫做“零先生”的办公室职员。他是一位悲惨的小人物，一个淹没在档案柜的荒原中的“可怜的、没有骨气、没有头脑的蠢货”。在戏剧的结尾， 他拥有了一台“性能无比的加法器”，这是一部可以想像到的最轰动一时的商用机器。即使如此，戏剧结束时，零先生仍然被认为是比奴隶更低下和无用的生物。他是“钢筋铁骨的小玩艺儿的奴隶”，他做的工作被描述为惨无人道的典型。在零先生和他的同行手下，人被简化成统计数字的幻影，而操纵机器的人既无权力也无地位。他们本人在这个系统中也仅仅是个零。

我年轻时曾经体验过充当这种卑贱工具的滋味。五十年代初，我在一家大保险公司当档案管理员，公司的地下室没有一扇窗户，就像一个大蜂窝， 堆满了棺木一般漆黑的档案柜，成捆的记录堆积到天花板。我和大约二十个高中刚毕业的小伙子一起夹着各办公室的邮件和鼓鼓囊囊的备忘录穿梭在大楼中的各个部门之间。我们的待遇同许多干粗活的女工一样，而我们的上司为了鼓舞我们日益衰落的士气，不时提醒说我们是公司的生命线，没有我们， 即使是最高层的领导也会寸步难行。但我们知道我们处于底层的最低层。这项工作使人疲惫不堪和百无聊赖，而我们得到的是最低的平均工资。我们中没有一个不是提前辞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