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信息商人

高科技和保守的机会主义者

信息的大量买卖是我们时代著名经济故事的最后章节之一。在上一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经济一直稳步地改变着其金融和人口的重心，从东北和中西部的旧的城市中心向阳光地带运动，脱离了烟囱工业进入了称为高科技的新电子和航天技术的联合工业。这个历史性的变化至少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已初露端倪，即从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基地和休斯敦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建立开始。但这个变化开始并没有对公众意识产生巨大冲击，直到八十年代初的两本畅销书——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和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利用它来吸引读者，给它贴上了“信息经济”的崛起的标签，标志着信息时代的开端。

这类图书属于当代文学的一个十分流行的领域，叫做“未来学”，它是一个庸俗社会科学、星期日副刊通俗文学和预言的笨拙的混血儿。它们的特点是轻松愉快地描述未来世界，并把这种广告宣传抬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通篇充斥着迎合时尚的言语、荒唐可笑的陈词滥调和骇人听闻的大惊小怪， 华而不实和诱人的预言彼彼皆是。阅读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的书就像置身于世界博览会的游乐场中，各种新奇玩艺儿令人应接不暇。按照信息经济过于简单化的公式，我们几乎可以相信，不久我们就可以以塑料软盘为食，行走在铺满集成电路片的马路上。看来，已经不再需要耕耘土地，开采矿藏，生产重工业产品，这些生活一日不可缺的必需品只是被偶尔提及，然后消失在无须费力即可满足人类一切需要的单纯的电子能量的嗡嗡声中。

由此，奈斯比特在描绘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时， 描述了新的经济秩序，在那里“我们不久就会以大量生产汽车的方式大量生产信息。在信息社会中，我们将知识生产系统化了，并扩大了我们的脑力。借用一个工业上的比喻，我们不久就会大量生产知识，而这些知识是我们经济的驱动力”。在这三个句子的段落中，我们注意到“信息”已成为“知识” 的同义词，似乎二者之间不存在重要的区别，而且我们最终得到“知识”正在被“大量生产”的印象。但是，因为知识（还有“脑力”，如果它表示某种与智力等同的东西）是个人意识的创造并与思维的质量密切相关，它与在装配线上用标准件装配汽车有什么关系？即便这种关系是比喻性的。深度、创见、卓越，这些一直作为评价知识的标准已经不知不觉地消失在眼花缭乱的未来学的把戏中。因为我们会看到，竭尽全力抬高信息的文化价值已成为一种倾向。

然而奈斯比特并非一个拘泥于细微差别的人。相反，他急于试图用“知识价值理论来取代马克思过时的劳动价值理论”，因为“在信息社会，价值是由知识提升的”。由此导致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或者是信息？）在不久的将来注定要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主要产品（或者是服务？）。他赞赏地引用一位专家的评论：“我们正在使自己摆脱制造业而进入思想业。”

我们很难看出此类文字（上述引文是很典型的）有什么意义，因为它立论的基础很混乱。工业经济基本上是制造业的经济，高科技本身也需要制造。机器是技术的构成之一，机器是为了制造耐用品，最主要的就是衣、食、住、行。即使工厂自动化了，服务业增加了，高科技的经济仍然是制造业的经济。即使工业资本输出到国外（台湾、香港、南朝鲜），制造仍然没有从经济中

消失，只不过是在同样所有权下的国际化。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新格局以及是谁决定形成这种新格局的。我们或许就会发现这种资本流动是由跨国公司操纵的，其目的是从需要并愿意合作的国家寻找廉价、无组织的劳动力和财政补贴。在我们讨论这些新情况时，很重要的问题或许是它们对我们本国的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例如，是否需要在商品生产和服务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而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是否就能产生这种平衡？

这些并不是未来主义者很关心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会在许多有争议的领域，如投资选择、国内外的劳动成本和工作条件、资本的社会控制等，引起复杂的、令人不快的讨论。他们更愿意谈论比较空泛的主题：生活方式、新商品、消费者时尚等等。他们主要喋喋不休地谈论商品、服务、职业和娱乐，所有这些在信息时代将为富裕的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上层的家庭所享用。他们向那些能够承受这些实惠的人鼓吹太平盛世即将到来。

虽然奈斯比特、托夫勒及其朋党思想贫乏，但他们无关痛痒的时髦词句却四处泛滥，正符合寻求花哨诱人的“方便食品”去填充大众头脑的商业界和官员的需要，因此很容易在他们之间流行。技术评价办公室迅速拾起这个主题，在一个重要声明中含糊地宣称“美国已成为一个依靠创造性使用和传送信息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信息社会”。国家教育考绩委员会在另一个重要文件中同意这一观点，并急于建议所有学生要花费至少半年时间学习计算机科学。出于众所周知的目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广告中称赞奈斯比特·托夫勒的经济学，并夸张地宣称：“信息将压倒一切物质商品成为我们基本的资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信息确实是“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一种对美国未来的经济比金融资本更重要的资本。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

更重要的是，正在成长的一批政治家已经寄希望于未来主义者的预言， 这些人随时准备接受流行词汇并迅速付诸使用。在一九八四年总统初选中， 加里·哈特含糊地把高科技作为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良药，企图使其“新概念”的竞选政策具有活力。以此为指导，他把竞选的重点放在民主党的老卫士思略的选区：繁荣的阳光地带城市的选民以及遍及全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这一着并没有使他赢得民主党的提名，但它确实与沃尔特·蒙代尔表面上守旧的、对于正在衰退的美国工业城市和老派的工会领袖的忠诚以及后者依然纠缠于诸如就业保障和生活工资等暗淡的问题形成鲜明对比，不幸的是，民主党中蒙代尔一派被称为“保守的自由派”，其原因正是他们对高科技所持的态度。

蒙代尔得到了提名，抛弃了哈特时髦的词句⋯⋯接着是一场惨败。民主党领导把竞选押在传统的蓝领工人和少数民族选票上的致命决定使美国政治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现在窥视高科技领域的或许是极右翼而不是自由派的中间分子。一贯谴责阳光地带的保守派，如乔治亚州的议员纽特·金里奇，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出人意料地迅速接受了信息时代的华丽词藻。他们的目的是设计一种引人注目的、全新的保守主义形象，笨拙地求助于未来主义者以建立具有向前看信心的表象。金里奇的著作《机会的窗口》得到了里根总统、国会议员杰克·肯普和托夫勒的赞赏。他在书中宣称：“改变我们社会最强大的力量是信息革命，其力量之巨大确实可用‘革命’这个词来表示。” 金里奇的著作提供了一次在高科技领域——计算机、航天飞行、长途通讯—— 的快速旅行。甚至卡尔·萨根的话也被用来证明“人类跨越地球的跳跃”的

重要性，作为国会空间委员会主席的金里奇认为这是主要的商业机会。确实， 一旦航天飞机能用来运载旅游者，我们将“在空间”奉行“民粹主义”。

金里奇、肯普和其他右翼国会议员一起组织了“保守机会主义协会”作为信息时代主要的政治派别。它为自己下的定义是“高科技时代的未来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保守派”，是“反税收、反福利国家、反共产主义的”。它旨在摆脱长期伴随保守主义的谨小慎微、常常顽固不化的形象。然后，保守的机会主义者要用“积极进取、乐观”与金里奇认为的自由派”暗淡、绝望”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自由派总是担心增长会受到环境的制约。保守机会主义协会赞同“光明乐观的未来”会伴随着技术进步翩翩而来。金里奇指出： “在时运不济的六十年代，我们的嬉皮士使宇航员暗然失色，左派反技术的偏见掩盖了计算机时代的希望。”“技术厌恶症的瘟疫”在这片土地上四处流行，导致了“福利国家官僚主义者的错误思想倾向”。它还产生了广泛的道德败坏、性放纵以及普遍的爱国主义和传统价值的衰落，即所谓“没有上帝的生活”。保守机会主义协会要颠倒乾坤。它希望通过大幅度降低供方税能给予高科技企业进入新的增长时期必需的刺激。保守的机会主义者强调增长是治疗国家经济疾病——失业、通货膨胀、贸易不平衡——的灵丹妙药。其中的一些激进分子甚至准备把旧的财政保守主义作为旧时代的残渣完全抛弃。经济学家保罗·罗伯茨，一度曾是肯普的幕僚，强调即使里根时代积累的前所未有的赤字也应该被认为是“过渡性的或暂时的”，财政部应高兴地借钱填补。在高科技阳光明媚的天空中，赤字只是过眼烟云，不管债务多大， 信息经济的增长速度迟早会超过它。

如果保守机会主义协会在与共和党雄心勃勃的竞争中获胜，其结果会是

传统宗教、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反共的沙文主义、弗莱士·戈登奇怪的混合，保守的分析家凯文·菲里普斯早在一九六八年就聪明地预见了这种阳光地带和空间时代的强大的右翼联盟。他称之为“崭露头角的共和党多数派”， 并认为里根是他们最有前途的领袖。几年之后，在一九八二年，同样保守的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常常吹嘘这个共和党多数派是里根执政时“蒸蒸日上的繁荣”的秘密。他描述它是根植于阳光地带金钱和时代思潮的社会、经济和防卫保守主义的结合。于是，卡恩论证说，如果这一联盟要成为罗斯福新政的右翼模本，它所需要的是一种“进取的意识形态”，以摒弃成为七十年代普遍话题的“零增长经济哲学”，而且他觉得已经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存在于信息经济未来的活力中，它是通往“充满机会、魅力和选择的世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