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自然派和技术至上派

应当怎样发展理想中的未来社会？围绕这个问题大致可以分成两大哲学派别。第一个派别称做“回归自然派”，它旨在抹去工业社会的所有痕迹，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艺术家威廉·莫里斯代表了这个观点。莫里斯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工厂对工人的身心折磨以及大批量生产所造成的美感失落深感痛惜，他在《乌有乡消息》里设想了后工业社会将回到工业前的原始状态，那里只有村庄、家庭农场和部落。这种理想中的经济的根基是手工业，政府在清风明月般的田园生活里只是管理公众事物的非正式机构。

技术至上派这一哲学派别则极力推崇都市工业化体系，希冀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活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科学技术将牢牢控制着大自然，重新塑造我们居住的星球。这个社会形式在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洋岛》以及 H.G. 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有过详细的描绘。

业余计算机迷心目中的未来社会将上述两种似乎泾渭分明的未来观融为一体，吸收了双方的长处。他们具有扩展高科技的志趣和杰出才能，无所顾忌地在计算机电子学及全球远程通讯领域里纵横驰骋。然而新技术必须生存在一个有机的、公有制的政治环境之中。霍姆布鲁计算机俱乐部以及社区记忆项目所特有的宽松质朴的行事方法必须有所保留，所有的工作场所应当是分散的、符合人类生活习惯的，而计算机足可以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计算机的问世为新杰斐逊主义的民主观的实现奠定了技术基础。与杰斐逊主义要求平等分配土地的民主观不同，新杰斐逊主义主张在获取信息方面人人享受平等的权利。微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一个健康和自然的环境里培育出以电子村为特征的全球文化。这一未来观在《全球目录》上有连篇累牍的宣传。有人勾画出一幅动人的理想场景：电子村村民傍着计算机而坐，犹如旧时的乡民傍着壁炉或者篝火而坐，凭借着数据转换器和卫星的传送，村民可以和地球另一边的伙伴聊天、通信。对未来社会的这种想像洋溢着浓郁的田园色彩，以致于人们几乎要把计算机比做未来电子村里的一种新式犁具。理查德·布朗蒂根有感于此，在六十年代后期写了一首《一切都在爱神机器的注视下》的诗歌。一家在一九七三年参与过伯克利社区记忆项目的公司用这首诗歌中的“爱神”一词作为公司名称的一部分。这家公司叫“爱神控制论公司”。

我渴望一片

（越快越好！）控制论的草原和谐的程序

让哺乳类走兽与计算机共存就如同清澈的水

溶人那湛蓝的天空我渴望一座

（快来吧！）

松树和电子纷陈的控制论的森林

野鹿轻轻地漫步于计算机之间

宛若绚丽的开花时节里一束束鲜艳的花朵

我渴望一门

（它必须是！）控制论的生态学我们可以摆脱劳役重新返回大自然

和我们哺乳类的兄弟姐妹欢聚一切都在爱神的注视下

计算机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用来调和回归自然派和技术至上派的先进技术产品。我们已经讲过，早些时候的多面体穹窿也有类似的奇思异想。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诸多的反主流文化的现象中，这种穹窿体被设想为一种未来人类居住的居所。建立穹窿体村（当时取名叫卓普城，即 Drop city，它坐落在科罗拉多州的特立尼达郊区）的主要工作，用创建者的话来说，是寻找“一块绿地”。穹窿体是用被遗弃在附近的垃圾场里的报废汽车组装而成的。卓普城创立于一九六五年，延续到一九七五年左右，它一直在寻求高深的工程技术与部落式的简朴互相融合的最佳途径。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马歇尔·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有一种好笑的形而上学观，他认为电视机和计算机是营造“全球村”的电子积木，未来的这个“全球村”舒适而开放，技术上却高深无比。另一位建筑师保罗·索勒里相信，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办法是运用他创立的强结构的“生态建筑”，即建立若干个蚁巢式城市，使都市数十亿的居民有序地密集生活在一起。杰拉尔德·奥尼尔在全美各地巡回鼓动最大胆的计划：创建一块自给自足的外空间殖民地，在这个“最前哨” 里振兴开拓精神。

上述观点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不同时期里分别是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热点。奥尼尔的观点得到了斯图尔特·布兰德的赏识，在《共同演变季刊》

（《全球目录》的后身）上有过特别的介绍。仔细研究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回归自然派和技术唯上派实际上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设想，都希冀沿着技术至上的道路走人返朴归真的社会。H.G.威尔斯在构想未来的情景时，他望见了一个由富于人情味的技术精英管理的洁净城市。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其他一些派别则认为，高科技工业的发展必将导致类似部落民主的社会状态，那时的人们也许还会穿着鹿皮衣服去树林里采摘樱果充饥。

把田园色彩与先进技术揉为一体的愿望似乎只是源于一些模棱两可的隐喻。麦克卢汉关于都市化大众媒介的概念若趋于极端就会引出建立“村庄” 的思想。奥尼尔设想的规模巨大的外空间火箭及卫星将把人类带到“最前哨”，这个理论的鼓噪者很可能把“最前哨”设想成一个由圆木小屋和燃柴火炉构成的世界。积极组织 I-5 社会以实施奥尼尔思想的热心者愿意把用于空间移民数英里长的密封钢管想像为有着宅基地和茂盛花园的乐土，人们可以在失重的状态下尽情在空中翻滚。虽然索勒里设计的高密度的生活方式也被认为是一种保护受到威胁自然状态使其返朴归真状态的方法，但有人对它颇多责难：生态建筑里成千上万的居民不得不在升降机旁排队，等待着下到地面去作一番远足野餐。

七十年代后期，在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诸多仍有生命力的学说中，数字型数据理论比其他学说，比如穹窿体学说、生态建筑学说以及外空间殖民地的设想能更有力地将世界推进到后工业社会的理想之乡。个人计算机使数百万人有机会调用世界上的各个数据库，这是使公众获得自主权利不可或缺的条件。计算机网络和电子记事牌可以用于电子村之间的联络，交换政府机构严密控制的关键数据。一些机灵的计算机迷将注意力集中在涉及公司机密和国家内幕的保密数据库上。谁都未曾预料到事态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利用 IBM 的计算机终端、AT＆T 公司的电话线路、五角大楼的空间发射计划以及威斯汀豪斯的通讯卫星，足以使全球的计算机形成若干个联网的有机王国。它的寿命甚室会比创立计算机技术的高科技工业系统的寿命更长，因为在一些反主流文化分子的心灵深处总也摆脱不了热核灾难的阴影。一位名叫

李·费尔森斯坦的业余计算机迷说过一段近似荒诞的话，确切地表达了计算机迷的这个观点。费尔森斯坦是霍姆布鲁计算机俱乐部和社区记忆项目的刨建者，之后又设计了奥斯本便携式计算机。他的技术风格受到了未来工业状况的启示，强调设计的简明性和资源的多次利用：

“工业的基础可能会在刹那间坍塌。人们应当有能力在荒芜社会的碎石中找到零件使机器正常运转，因此机器的设计应当简洁，使用户懂得如何安装。”

费尔森斯坦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设计的东西用废弃的罐头盒也能组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