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地带政治和军事国家

按未来主义者和他们的保守主义门徒的说法，信息经济在美国的兴起宣告了工业经济寿终正寝，这种变化如此巨大且不可避免，就像是人无法控制的自然过程。但事实恰恰相反。向高科技的转变是我们的政治领袖和企业巨头精心选择的结果。它与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我们的经济生活逐渐军事化有直接关系，否则我们的航天和电子技术几乎不可能存在。在它们的研究和发展中，高科技工业始终与五角大楼的预算联系在一起。当谈到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核力量时，这种联系很明显，但国家最重要的计算机发展经费也是由军方投资和控制的。在军方投资者中包括最有影响的国防部信息处理技术办公

室和新形成的两家公司的联合财团——设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股份公司，它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为首发起的。一九八五年，五角大楼在电子技术方面花费了整整四百亿美元。如果美国开始执行花费巨大的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导弹防御系统），与军方机构的联系将更为密切，这项计划在里根政府时期已开始获得政治和企业界的支持。

很明显，要求大量提高军费是金里奇和肯普的保守机会主义协会成员精心策划的计划的一部分，并不惜导致赤字。不管保守机会主义者如何努力坚持政府要立即精简机构削减开支，五角大楼总能免受影响。阳光地带的保守派尤其清楚那些州（如金里奇所在的佐治亚州）最近的繁荣主要依靠军方的慷慨赏赐。一九八五年，阳光地带各州得到国防部两千六百亿美元合同的百分之六十，这是五十年代中期他们所得份额的两倍多。仅加利福尼亚一个州——并且主要在南加州，极右翼的保守派巴里·戈特华特和唐纳德·里根的大本营——得到的防务投资高于其他任何州二点五倍以上，占五角大楼一九八五年预算的四分之一。同时，在过去三十年中，中西部的“锈锅”眼看着它与军方的合同份额从三分之一减少到十分之一；这些地区的许多公司获得部分国防经费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从阳光地带公司转接合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比较保守的气氛肯定与阳光地带增长的财富和选民力量、退休者集居的传统根据地、福音教会和普遍的地方主义价值观有密切关系。但究其主要原因，这种政治右倾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过去三十年中军方金钱向西部和南部的分流造成的。看来信息经济的到来不仅仅由于军事化的倾向，内在的保守派人口分布也是一个因素。

借助于以稳固地发展军事强国的努力为支点的经济杠杆，企业界才能图谋与我们本身所处的美国工业化的历程不正常地一刀两断。在很大程度上， 信息经济的诞生意味着我们主要的企业正在迅速撤出两代投入的旧资本或把它转移到国外。因为有军方订货作为强大后盾，主要企业可以使自己摆脱国内最高度工会化的劳动力，把投资转移到利润更高的领域。高科技并不只是迷人，它的代价也相当可观，尤其如果那些获利者逃避社会责任，为了在更适合于“工作”的（没有工会的）阳光地带各州重新布局而置传统的工业中心于不顾并造成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失业。这个转变的代价往往被高科技企业“合理化”了，即它们被掩盖和忽略了。但它们依然是影响整个经济的不利因素，事实证明是一定要偿还的。例如，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卡特和里根政府大吹大擂的我们经济中出现的大约三分之二的“新工作”是低技能、灵活性的服务工作。一旦受过良好训练的产业工人被排斥去从事这种类型的工作——如门卫、保安人员或快餐侍者——他们就受到经济沉重的打击。同工人的命运一样，经济的各部门都衰退了，生活标准下降，而经济则有萎缩的危险。工人运动认为这种对中产阶级的侵蚀是持久的“两层社会”的开端。越来越少的高薪工作属于高技能的不属于工会的上层社会。

因此，甚至那些能在高技术行业找到工作的人也可能只得到单调、低薪、不属于工会的职位。新的集成电路工厂由于使用以女性为主和低技能的雇员，开始接近于血汗工厂的经营方式，逐渐声名狼藉，但在工厂之外，他们的工作却似乎令人羡慕。事实上，高科技行业已成为“两层社会”的实例。因为没人可以跨过巨大的分水岭。位于顶峰的是企业家、发明家和工程师， 他们生活和活动在工业的快车道上。位于底层的是生产工人。按照埃弗里

特·罗杰斯和朱迪思·拉森的话，对于生产工人，“硅谷意味着低工资、使人麻木的操作和无技能的乏味工作，并面临所有美国工业中最危险的职业病。它是耀眼的实验室的黑暗侧面，无论是野外聚餐，乘气球或带薪假期都无法掩盖”。

对于信息经济的权贵来说，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信息是破坏行业工会的技巧，这些破坏者发明他们最好的用武之地存在于高科技行业之中。在美国这一行儿乎仍然没有工人组织，即使如此，由于不断地追求低成本，装配线的高技术已被证明是高进口型的，它轻而易举地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获得地盘， 那里的劳动力一般吏为年轻并以妇女居多，因此更为廉价并且更为驯服。使信息业雇员更为不安全的因素是高技术行业中著名的时而冒险时而审慎的投资方式，自八十年代初以来，我们已看到所有的市场——如电子游戏机、家用电脑、移动电话——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快速重复。

那些为信息经济欢欣鼓舞的人士所忽视的是，即便高科技一定会为国家的总财富作出真正的长期的贡献，也必须适当地并入现存的工业系统，使用它的技能、劳力、资源和制造中心。它不能突兀地取代这个系统并期望能独立崛起。但这正是奈斯比特等未来主义者所表示的，他们描绘“信息经济” 是某种与“工业经济”成鲜明对比的社会阶段，而且现在就要取代后者—— 不仅仅用新技术，而且还要用含糊的新的“知识价值理论”。这样的历史发展图解真是毫无根据。信息技术是现代工业系统的产物，它始终依赖为发明、管理和商品销售提供基础的“知识”。和先之发展的电力、汽车和化学技术一样，信息技术的兴起只是连续的工业化进程的另一个阶段而已。这些技术并没有取代另一种技术。它们只是交融、综 合、而已一定要协调。在高科技的美国，这些计算机狂为了生存仍 然更多地依赖收割庄稼的农业工人和建造房屋的建筑工人，而不是计算机软件人员或与电子数据表为伴的投资咨询专家。

高科技也具有工业化历史的特点，它要有计划地实现。否则，除了像保守机会主义者情愿的市场冲动外，它将产生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动荡， 人类从一个经济阶段向另一个经济阶段徒劳无功地跳跃，再次产生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具有的最悲惨的苦难。没有一个人道的社会会选择重蹈覆辙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由于国家的经济资源迅速投入高科技领域，这种投资的产品不可能不出售。这些产品的某些种类——导弹、航天飞机、激光武器——的买主主要局限于军方。但从另一方面看，计算机工业尽管大量依赖于军方订货，也已进入了商业和公共副业管理的广大民用市场，至少那些比较昂贵的机器是如此。这就产生了问题：最新一代的微型和小型机能否作为大众消费品在更大的范围里销售？能否说服普通百姓把信息当做冰箱、汽车、电视一样的现代生活必需品？计算机制造商把巨额赌注押在能够成功之上。他们的赌博已花费不少，并且由于经济循环的每一次变化而损失惨重。但是，主要由于他们广告宣传和推销的效果，信息已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得到近乎崇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