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迷和唯利是图者

就像未来主义者的狂热一样，数据商人所认为的大众需求也是牵强附会。即使他们言之有理，留给我们的也是一幅关于我们文化状况的阴暗画面。只要我们想到，除了一些严肃慎重的人之外，他们另有一些信徒无知地滥用计算机，当然会不寒而栗。究竟会有多少人需要让每一个微小举动都要机器作为中介，或要由机器核准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大吹大擂的最大受害者可能是计算机本身。计算机是一项重要的发明，它的广泛用途值得称赞。但在计算机狂人的手中，这种宝贵的机器将蜕变成无价值的玩物和愚昧及享乐的工具。

由于计算机的狂热广告宣传已经超出了限度，逐渐变成了黑白不分的领

域，使其与行而上学和科幻小说自由地结合在一起。计算机迷的唯利是图者一拍即合，使信息崇拜更多令人肃然起敬。我门开始从有学问的人士那里听到轻率的预言，认为有朝一日计算机会比人更聪明。有多聪明呢？一位加州大学的计算机专家漫不经心地随口答到：“我想总有一天一台无所不知的机器会问世。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这一思路背后是将计算机人化成为人脑替代物的漫长而坚定的历程。只要计算机还在吱嘎作响地处理数字，它充其量只能被当做一台超级加法机器。它向类脑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是在二战结束不久，当时“记忆”这个词被用来描述它的存储功能，没有人在谈到老式的赫勒瑞斯机器时使用这个词，这种机器保存和处理数据的方法太明显和太笨拙了，它只不过是快速地编排那些需要由人放入拿出的穿孔卡片而已。

但是随着内储程序计算机（如尤尼瓦克）以及更复杂的磁芯系统的发明，公众已不甚了解计算机保存数据的方法。在这些体积越来越小的机器里信息究竟藏在哪里呢？工程师声称机器开始具有“记忆”，这是大脑的特征。机器“记事了”，而且记得远比人多，更神奇的是，以要一碰按钮就可以产生完整的回忆。另一方面，在谈到人脑时，计算机专家罗伯特·贾斯特罗指出，很明显“能装入固定体积的头颅里的信息和神经网络的数量是有限的”。

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人的大脑已接近可能存在的使用极限，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脑的体积与其思维功能之间，甚至与记忆力之间有什么联系。是否我们泛指的人脑的“忘性”正是储存和处理信息的一种方式，使信息更有助于有效的思考？是否保存过多的信息——超过一个人脑能够有条理地处理的范围——会损害思维的质量？无论在书本中或与人接触中，我确实遇到过许多在事实的丛林中丧失主见的人。“信息，到处都是信息，唯独没有思考的头脑。”另一方面，数千年来创立绝大部分伟大文化的社会都认为原始资料的汇集没有任何价值，这恐怕是有其道理的。当然，这些事实并不指望得到信息商人的首肯。相反他们求助于计算机专家权威，而正是这些权威才可能使索尼之类的公司宣传一种计算机控制的磁带系统是“如此天才的发明，它实际上弥补了人类记忆力的欠缺”。

一旦记忆的功能由机器取代，即使这种取代只是比喻，机器的类脑性就

会被任意地捧到超人的高度。因为如果思维主要是信息处理过程，就像控制论学者坚持的那样，那么储存信息最多的大脑可能就是质量最好的大脑，尤其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信息报道多得已超出人脑的处理范围时更应如此。 “人脑（斯坦福大学认识论学者阿夫罗恩·巴尔声称）并不仅仅在储存

和处理能力上有局限，而且还有一些众所周知的毛病，它容易被误导，顽固不化，甚至对真理视而不见⋯⋯而为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制造的智能系统总有一天会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拥有成千上万人的联合企业中发生的事情。”

未来学家很快就把这个主题玩得滚爪烂熟，即：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计算机的无上权威。“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托夫勒宣告，”无论个人或团体都不断地渴望得到更多的信息，而整个社会已开始由日益高涨的信息洪流注入活力。”我们已到达了一个新阶段，在那里“尽管人们苦思冥想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没有人能记忆许多复杂的变化”。而救世主就在眼前。

“因为计算机能记忆大量毫无关联的因素并使其具有内在联系，它能帮助我们超水平地应付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如犯罪、住房、城市衰败等）。计

算机可以筛选大量的信息以寻找出微妙的规律⋯⋯它甚至能确定人与物之间全新的或至今尚不为人知的联系，找出有想像力的解决某些问题的方法。”在这类文章中，人们注意到计算机是如何人格化，仿佛是主动工作的智

能机器，它储存信息的能力莫名其妙地变成发现社会“微妙规律”，并能提出各种解决政治危机的“富于想像力”的方法。

这真是一台非凡的机器。它存在吗？它将会存在吗？作者没有说明。一位通俗社会学家当然用不着要求自己具有比从事这项工作的计算机专家和技术人员更高的可信件。计算机专家古德和伊文斯轻松地预测在九十年代就会发明一种超级智能机，它比任何人脑都聪明百倍，并能完全取代人作出所有重大的政治决定，包括决定战争与和平。古德在七十年代初的文章中就已期望超级智能机有一天会自动地进入商业并产生“智力爆炸”。

“超级智能机使我们能解决任何实际上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也许会实现世界和平、长生不老以及人类向超级智能人逐渐转化，或者将世界人口转变成单一的超级智能人。”

在一本名叫《会思考的机器》的书中·帕梅拉·麦科多克，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专家，则比上述描述走得更远。她预测超级智能机会“把整个宇宙变成广泛的会思维的实体”。

很难确定是什么动机使计算机狂提出如此不着边际的预测。有时，比如在古德的言论中，乐观的情绪后面隐藏着明显的悲哀。因为计算机在各方面都能与用户绝对地“友好相处”，因此扮演了一个仁慈和天使般的保护者的角色，它能使我们摆脱成年人过分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一些计算机专家发现他们认为的人类伟大完美仅仅是错觉，因此热衷于夸张。麻省理工学院的马文·明斯基就属于这一类人。多年来他在传播媒介中扮演了一个哗众取宠的角色，他调侃任何人们所说的关于人脑特有的，可能是相当复杂的特征：常识、判断、直觉、创造力，甚至还有情感。明斯基告诉我们这些都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能把思想编入程序，就能把感情编入程序⋯⋯我相信，如果我们明确了设计思想，决定了我们需要输入哪种感情，那么编制情绪处理程序就不会是一件难事”。尽管明斯基缺乏人格知识，但作结论却毫不费劲， “我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可能就是计算机”。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并非没有市场。谢里·特克尔曾经对高度计算机化的学校中的儿童进行过研究（包括一所深受明斯基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影响的学校），他发现学生毫不犹豫地称自己是“有感觉的计算机和有感情的机器”。

不管这些空谈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认为它们反映出西方技术史上一

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我们发明的机器或许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体能机器”和“智能机器”。体能机器（蒸汽机、发电机、飞机等）已经得到公众的赞誉，但智能机器却得到完全不同的反应，一种不仅是病态的自卑的敬畏感。最初的智能机器是各种钟表、控制器和自动钢琴类型的自动机。也许我们对博物馆中古怪的老式计数或计时机器不再有深刻印象，但在过去的几百年中，钟表和运用钟表原理的一些机械装置对西方思想产生过奇异的魅力。钟表毕竟是能够计数和校准的机器，它们似乎有智能和有条不紊的感觉，而这一直被认为是人的天赋。钟表与数字的联系，尽管充其量只是有规律地记数，却使科学家特别看重，因为它符合他们对于精确和客观的测量的嗜好。钟表类机械，包括八音盒式各钟发条玩具，可以被“程序化”

（就像我们今日的熟语）以模仿思维控制的动作，甚至弹奏乐器，用笔在纸

上写字，玩游戏等。

体能机器的地位总和负载动物一样（因此我们用“马力”来衡量它们的力量），与之相比，智能机器一般得到更多的优待。它们对科学想像极有诱惑力，其中智能机器随意地被借用作为宇宙的一般模型，并经常改变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以适应这一模型。如果听任我们自己的发明成为主宰认识自身和自然界的偶像，就会产生使我们变成技术偶像崇拜牺牲品的真正危险。

计算机是科学借用智能机器进行机械比喻的最新篇章。就像在牛顿时代一样，有必要再一次提醒科学家，机器产生之前就已存在的有机体（人类）是比工具更为重要的创造，而工具只不过是人们在歌唱、逗乐、谈天说地和祈祷上帝之余偶然的发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