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资料比信息更重要

形态各异的社会集团都需要利用信息为政治服务，左派、右派和中立派都是如此，阳光地带的保守派、高科技领域的自由派以及业余计算机迷也不例外。信息给予公众力量和保护民主的权利。不过，现在普遍流传着一种有关信息的错误观念，认为思维只是处理数据的过程，掌握的数据越多，思维的效果就越好。计算机专家很快发现自己成了数据过剩策略的牺牲品，他们于是再次转向计算机，试图找到一个保护自己的解决办法。

然而机器制造出来的数据过剩是不可能有解决办法的。我们倒不如去建立一套评价政治言论的新标准。在一个生气勃勃的民主社会里，影响社会的因素不是信息的数量而是信息的质量。那么衡量信息的标准是什么？是信息的针对性、连贯性和认识深度。如何使信息具有这些特征呢？办法是把信息组织成专题资料。一套好的专题资料有助于集中公众的注意力和提出问题， 便于评价并能帮助公众在所有的可能里明智地作出选择。好的专题资料必定有好的思路框架。

我们再次涉及到信息和思想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信息被思想之火点燃之后就会转化为政治专题资料，它的范畴包括正义、自由、平等、安全、义务、忠诚、公共道德和社会理想。我们从政治哲学丰厚的传统里继承了有益的思想，其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杰斐逊和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对我们的教益犹深。这些伟人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基本上不包括具体的信息。即便包含了一些信息，于今日看来也只是明日黄花，而思想仍旧健在，依然是设制法律、确立计划、制定政策的坚定的理论基础，就是从未读过这些思想家的著作的政治家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行事。除了比较空泛的哲学外，神话主题也给政治宝库带来一些最有生命力的思想。《圣经》中以高于律法的名义向大卫王挑战的预言家内森和生活在原始无政府的平等状态的夏娃和亚当一向被人们看做是鼓动革命热情的象征，而没把他们当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现代大众文化中虚构的人物，如霍拉肖·阿尔杰笔下正直的街头顽重，或西部片里的持枪歹徒，完全是大众化政治价值观的产物。莫尔和贝拉米笔下的乌托邦社会与赫胥利及奥威尔笔下的乱世社会同样与“事实” 毫无关系，它们是人类想像中的理想社会（或乱世社会）的生动影像。这些政治思想所以流传了下来，是因为它们透彻地回答了带有普遍性的政治问题，它们透映出深厚的阅历、犀利的思想和丰富的灵感，有特殊的说服力。任何事实只有借助于形象和思想的帮助才是有价值的。符合这一条件的事实要比一千条不相关的细节更有用。

多年来我一直订阅《I.F.斯通》周刊，直到它停止发行。这份周刊是美国新闻事业的一座里程碑。对它的忠实读者来说，周刊比一打普通的报纸更有价值，没有人愿意放弃它而得到免费订阅几种主要新闻杂志的机会。周刊只有四页的篇幅，当然不能容纳很多信息，然而它对政治问题的分析却犀利无比。你能够感觉到周刊编辑的敏锐眼光，他们关注当今事务，知道应该提出什么问题，懂得怎样从似乎无价值的信息里找出有关的资料。你不必为了欣赏它的文笔而同意它的观点，周刊只是引导你去了解公众辨认的焦点是什么。对周刊进行的调查告诉我们，反映政治动向的新闻不应该仅仅告诉公众一些简单的信息，也不是将来会进入数据库的原始事实资料。它应当根据言之有据的社会政治思想作出专门的调查和解释，它要告诉公众应当注意哪些问题，事情的前因后果，哪些是危险信号，有哪些幕后活动，总的趋势如何

等等。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是能够决定信息价值的思想。通常一名优秀记者的任务是透过成吨的令人迷惑的过剩数据发现真相。

专题资料的活力保护着民主的权利。计算机最多只是为了这个目标做了有限的辅助性工作。那些所谓的新机构提供的信息和提要不会比天气预报和股市行情更重要。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公众能够积极阅读少数几本观点鲜明

（包括左派、右派及中立派观点）的好杂志，而不是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一部计算机，我们的处境就会相当美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