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与自然选择

在二十年代初，卡尔·凯佩克写了一部名叫《R.U.R》的戏，其中首次出现了“机器人”的概念（和这个词）。机器人是一个有知觉并根据钟表原理制造的机械装置，一台长着人脸的机器。它不仅是一般智慧的具像，它还被想像成具有自己的生命。例如，在凯佩克的戏中，机器人变成了金属做的烦躁不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抗其人类剥削者并取而代之。类人机器的想像产生了一种在计算机狂中很有代表性的观念，认为它充分表明了机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计算机被赋予进化论的解释，显示出它的光辉灿烂的前景。它在其制造者身后依然存在，并将成为地球上主宰一切的“生命”种类。

这是西方世界技术史中的新观念。这个主题已出现在大量的科幻小说中，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计算机科学家就开始严肃地从字面上对待他们自己的一些隐喻。既然计算机是有“智慧”的“大脑”，为什么它不能比做生物学的“物种”？既然这个物种在它的发展中经历了几“代”，为什么它不能被认为是“进化”呢？

当然，许多机器——冰箱、汽车、真空吸尘器——都经过逐渐的改进，从一种类型变成另外一种类型，但我们一般并不称之为进化。但我们谈到计算机时，“智能机器”的地位便将其置于一个特殊的领域。它不是简单地积累这些改进，它正在变得更有知觉、更具智能、更为自主。

麻省理工学院的法伊弗是最早赞成下述说法的人之一，即认为计算机的发展是符合“进化”一词严格的字面含义。在他的著作《思维机器》（1962）中，法伊弗论证计算机是一种独特的技术，这使它具有不可限量的前景，和超越其人类制造者的任意自由。“基于这种观点，机器总是走在人的前面，并且将永远超越人类。”尤其在“已经威胁要征服我们的信息爆炸”的压力下，人类将被迫允许计算机无所限制地持续发展下去，这将导致“计算机的进化⋯⋯成为人类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年之后（1972），按照同样的思路，BASIC 程序语言的发明者，达特劳斯的约翰·凯梅尼打算预言一种由人与计算机“物种”“共生的进化”。随着人种在很多方面面临灭绝的危险，他认为这种“重要的进化方式的改变” 是正确地使用已在我们周围建立的“信息富足世界”的最好希望。

这些预言还算是仁慈的，仍然想像由人类和计算机以对人有利的方式共同进化。而某些人工智能专家根本不相信计算机的进化需要与有明显缺陷的人脑同时进行。明斯基宣称：“我们人类所具有的认识能力是主观的，我们

现有的认识能力只是处于进化的现阶段。有人认为进化已经停止，并且没有任何东西会比我们更聪明。”明斯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就如同说“一个人不能建造比他高的房屋”是一个道理。

这些关于进化的思考与社会需要计算机统治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现代生活的各种因素成为一种选择性的力量，它更垂青适合工业化未来规模和节奏的新物种。戈登·帕斯克博士把新的存在称为“微型人”：

“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控制装置的迅速扩展正在开始形成所谓的‘信息环境’。我们相信，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它的基础是机器与人的关系中非常深刻的质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导致一个新种的进化，我们将其命名为‘微型人’。”

微型人究竟是人还是机器？帕斯克认为这无关紧要，“人的思维和机器思维之间的区别正在被打破。我们期望人脑将产生革命性的扩展，不管这种扩展是个体的、社会的，还是由一种有别于现在脑质材料精心构成的”。

注意引起关于人类落伍的想像的假设十分重要。如果思维仅仅是信息处理的过程，那么人类思维和机器思维的方式确实找不到重要的区别，除非承认机器能更好地进行这项工作。而且如果以处理信息的时间为衡量标准，机器理所当然地具有被选择的优先权。但我们在此讨论哪一种“选择”呢？如果不是自然的选择，那么肯定就是文化的选择。“信息环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创作。因此它应该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使它为我们的自身利益服务。倘若我们只能驯服地成为我们创立的文化的受害者，那将是一幅多么可怕的生活景象。

这种宿命论的剧本能鼓吹多远呢？罗伯特·贾斯洛预言计算机是一种“超越人类智慧”的“胚胎”。它是“人的智慧而不是肉体的产儿”，并“将成为拯救生活在互相冲突的复杂的世界中的人类的救星”。然而人类和计算机的盟友关系将是不稳定的。计算机将继续其挣脱羁绊的进化。相反，“人类进化却是生命史中近乎结束的章节⋯⋯我们可以期望一个新物种将做视人类，使人类成就相形见绌，如同人类超越其先行者——直立人一样。⋯⋯这种新的智慧生命很可能是由硅制成的”。

针对如此高水平的狂热理论，我们讨论的不再是单纯的机器智慧；我们自身信念的坚定性和生物的合理性正在进化延续的天平上衡量⋯⋯并且发现了不足。

各种诱人的错综复杂的思想在互相影响。首先，生物学家借用控制论解释遗传是一种信息传递机制。然后，我们又看见计算机科学家借用生物学提出的信息处理技术解释进化性质。文化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它常常产生于精心推敲的隐喻，一个思想领域借助于另一领域里那些可供联想的概念。但在某种情况下，精心推敲的隐喻成了彻头彻尾的胡思乱想。这种情况发生在隐喻不再是一种联想，而是被直接应用的时候。

无论如何，该领域专家草率的思考已掺杂了关于计算机的各种传说。它使该技术领域弥漫着一种无法摆脱的观念，即人类具有各种缺陷并且作为一种存在已经失败。表面上，未来学者和信息商人作出了便利、富足、欢乐、游戏等富于进取心的诺言，但他们欢快的乐观主义却是建立在人类已经落伍的悲哀观点之上的。这种绝望的念头伴随机器产生并且只能使我们成为新技术的应声虫，即使新技术应用在琐碎的小事上。我们是否创造了某种东西，譬如一种思想，它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社会日益异化的状况，能更好地应付

压力、焦虑和道德下降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思想不妨被认为是对我们为自己建立的社会秩序的不人道的有力批评。但是某些计算机专家却把它作为对人性本身的控诉，认为我们拥有的思想并不适合生存。这个结论或许要存留在高层次的思考中等待几千年或百万年后进化选择的验证。但在现在，它可以被掺入明显的政治因素。它可以导致谋求私利的论断：由计算机专家发明并控制的机器应得到更多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