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隐含的课程计算机教学的空想

计算机行业为了刺激未来的产品销售，不惜降价或免费向大学和各类学校大量提供计算机。加利福尼亚州曾指望建立一项有关高科技教育的国家标准，该州（在八十年代中期）百分之八十的学校拥有计算机，苹果公司则向该州的每所学校免费赠送了一台该公司的产品。这批数量为一万台的计算机共价值两千万美元（苹果公司免交相应的税）。Atari，IBM ，Hewlett-packard等公司很快作出了同样的捐赠，这使苹果公司提出向全国的每一所学校赠送一台计算机——数量达到十万台。但国会拒绝了苹果公司因捐赠而免除六千四百万税款的要求。

由于家庭计算机市场急剧萎缩，在全国的学校装备计算机的努力变得更为迫切。但即使没有这种企业的赠助，国内公立学校的计算机在一九八三年也达到了三十五万台，是一年前的两倍多。在一九八四年，又翻番达到六十三万台，平均每所公立学校超过六台，平均每七十二个学生拥有一台计算机。据说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学校的计算机数量将每年翻一番，到一九九○年每十四名学生就有一台计算机。一些教师预测在九十年代中期将达到一比一的人机比例：每张课桌上都有一台机器。作此努力的并非美国一家，英、法、日借助于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也在努力使教室计算机化。在日本，文务省计划在八十年代末使百分之七十的高中拥有计算机；法国在“我们的学校拥有十万台计算机”的旗帜下开展了一场一九九五年完成的官方运动。英国则借助于慷慨的政府补贴实施一项使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学校微机化的一揽子计划。

在美国，计算机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它们往往集

中在比较富裕的校区内。为了改变这种不均衡的状态，加州议会的多数议员已要求在八十年代后期每年花费三千万美元以保证本州的每位学生，不管其贫富，每周至少能在计算机显示终端前花上一小时，国会讨论了（但搁浅了） 若干个旨在弥合校区之间计算机“均衡沟”的法令，其中一项提案要求以每年七亿美元的预算在全国平等地开展计算机教学。全国工业革新委员会—— 一个由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组织的“民间团体”——采用一种稍有不同的方法。它呼吁在每一个州建立一所全部计算机化教学的示范学校， 这是一项耗资五亿美元的建议。

这些计划都雄心勃勃且花费巨大。为了使事情看起来合乎逻辑，某些人士，如布朗州长，声称付诸讨论的计划中没有一项的花费能与建造一艘三叉戟潜艇相提并论。此话不假，但另一情况是，在将数百万美元的教育经费投资于机器的同时，国内普通教师的起始工资仅仅一万三千美元——略高于官方的贫困标准。就在这种背景下，所有这些提案，连同为时过晚的合理规划的呼吁，炫耀的是计算机进入了全国的学校系统，尽管这种进入是浪费的、不协调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学校（或者说主要是赶时髦的校长们或急切的父母，而教师则不尽然）则以消费者那种经过精心调教的急切而轻信的心态对计算机工业的商业压力作出反应。一个由信息商人随意捏造的传言声称儿童具有“对计算机的天生的爱好”，而计算机则是“教授生活在信息社会所需的信息技术的有力工具”。确实，儿童所表现出的对于计算机的天生的热爱和技能是如此深厚和高超，以至于他们处于原始状态的父

母和教师，就像濒于灭绝的种族，可能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孩子心中所激荡的热情，更谈不上加以指导了。“今天的父母一定与十九世纪的父母看着他们的孩子向新大陆移民时的感觉类似，”教育家巴巴拉·迪恩写道：“我们要做的事，并不仅仅是把我们的孩子送到一个美好的、我们几乎无法想像的新世界，而且希望能给他们一幅对我们可以说是完全陌生的土地的地图—— 向他们提供使用计算机的知识。”英国计算机教学计划的制定者同样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的孩子会以一种目前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思维。计算机正在向他们提供一种智能的工具，他们会运用并控制它以达到我们可能会认为纯属无稽之谈的智力成就，而我们如果知道这些成就可能是什么就已经不错了。”

在六十年代，代沟是一个普遍的话题，但它被理解为道德观念和政治态度的分歧。在信息时代，这条沟则纯粹是技术性的，是一个关于编制程序的才华和键盘技巧的问题。“孩子们对计算机一见倾心”，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只能使他们的父母靠边站并惊奇地观望而别无其他选择——当然只能在他们把机器买回来之后。

不可否认，某些孩子喜爱计算机。但是要强调的只是“某些孩子”，就像“某些孩子”喜爱小提琴，或“某些孩子”喜爱画画一样。然而并没有花费几百万美元的投资在学校普及小提琴和绘画。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认为计算机比小提琴在学校的预算制定中具有优先权这一简单而正当的理由。它表现在引人注目的“计算机教学”之中，好像它是信息时代不可否认的必需技能。缺乏这种技能，孩子们长大后就会失业。在美国，苹果公司就以“我们的孩子不能再等待”为口号进行着使学校计算机化的运动。

究竟什么是计算机教学呢？这个词的最初含义是教授程序编制——主要指计算机高级语言中最简单的、并广泛运用的 BASIC 语言的编制方法。但是在七十年代末，疑问出现了。一方面，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开始认为 BASIC 是现有的许多语言中具有局限性和落后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市场上不断出现预先编好程序的软件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教授程序编制方法呢？就各种用途而言，软件优于粗糙的、初级的程序。看来对程序编制技巧普遍的要求是不存在的，除非准备专门从事编制程序的工作，但学校提供的课程又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当然，学习一点基本的程序编制知识多少能抹去一些有关计算机的神秘感——只要教授得法。（我们也可以出于同样的想法学习拆卸汽车、音响或冰箱——所有的技巧都有助于了解现代技术的秘密。）但是手把手地教授儿童使用每年都发生变化的机器是否值得呢？在通过Wordstar 学习文字处理的同时，更好的程序，如 wordstar 2000 或更好的Macwrite 也正在发展，这样的学习是否值得？事实说明，每一代新计算机只需要更少的特殊技能，只需要使用者拥有更少的“编程知识”，汽车工程的发展同样也使得驾驶汽车变得更为容易。

随着程序编制方法被悄悄地从课程表中排斥出去，计算机教学越发成为教育的一场春梦。教师除了利用计算机作为电子抽认卡或进行常规课程的低级的各种练习之外，认为计算机并没有其他更好的用途——六十年代就不怎么引人的计算机辅助教材和教学机器迄今无大进展。一些州（加利福尼亚、纽约、弗吉尼亚、明尼苏达）慷慨解囊培训教师掌握各种计算机技能，但如果没有弄清学校是要教授计算机，还是通过计算机进行教学、或是由计算机教学，这种做法是不能见效的。

另一个问题是：总的来说，教师们发现编好程序的教学法与现行的课程以及他们本身积累的教学方法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因此，他们是否应该更新以适应机器的要求？这些花费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吗？即使教师愿意如此行事，他们将选择哪种软件呢？教师们强烈的认识是，市场所能提供的大部分软件均属劣质作品，通常不过是粗糙加工的电子游戏，虽有直观的视觉感受， 但几乎不动脑筋。根据明尼苏达教育计算公司进行的一项重要的行业调查估计，在一九八四年中，一万个售出的教学软件程序中只有二百个有一定价值。而就在此时，联邦政府已提议为计算机进入学校清除道路。教育部给与哈佛大学七百七十万美元的拨款以建立一座教育技术中心，其任务是测试并开发高级的软件。该中心常常使学校感到为难的是，使用好的软件花费昂贵。学生们会很快地掌握低级软件，只要在机器上花上几分钟，他们就会完成一个软件提供的练习或解决一个无聊的游戏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凡是富于挑战性、使人着迷、人机相互作用的软件（至少有些不算太深的内容）其机时费用都相当可观。每个学生应该有合适的机会对所给的问题做出结果。最好， 这些材料能在小组内使用。不管怎样，需要更多的机器。几乎可以肯定计算机工业会对高质量的软件感兴趣，即使仅仅将其作为销售更多的硬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