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机器

计算机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是一个公众最关注和争论最激烈的社会问题。在欧洲和美国，有一支颇具规模的研究队伍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一些研究机构从属于有关的立法机关和政府机构，其研究成果将成为制定法律的依据。虽然保护个人隐私的意识有所增强，但是所有的法律保障都缺乏约束性的力量。大部分的立法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条文规定，例外的情况和漏洞很多，缺乏有效的实施方法。法律试图跟上技术的发展，而结果总是技术走在前头，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规律。这如同一架超音速飞机的竞赛，胜负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在计算机和远程通讯的领域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和技术之间这种戏剧性的差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规模太大、太活跃，法律无力对之加以严密的规范。信息技术出现这种态势的原因是因为技术人员在许多无法想像的方向进展神速。当然这本身也很成问题，同时也因为这样一个压倒一切的事实：那些控制着技术人员的技术和实验室设备的人有强烈的追逐利润和权力的欲望，而正是这种欲望驱赶着技术人员做出成绩。就像工业经济的许多领域一样，在信息技术的领域里技术的利用也取决于给技术人员发薪水和拥有产品的那部分人的价值观。

我们也许并不生活在真正的信息经济的社会里，信息经济的提法总是带有浮夸的新闻色彩。但是，颇具规模的信息行业已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形成，这却是事实。对信息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除了制造出机器的计算机公司和电子公司，还有雄心勃勃的新型服务公司，如信贷事务所、数据商和直接购寄商以及市场和公共舆论专家。这类服务公司也为确立计算机系统专家这一全新职业尽过心力，这些专家的任务是运用头脑风暴法更多地设计出信息技术的应用实例，然后出售给所有的行业。在这片忙碌、高度竞争和充满冒险的前沿阵地上，信息崇拜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根深蒂固，最优秀的年轻英才忙于把计算机的各种功能变成商品，聪明地调整其服务，使之满足急切的和经常是轻信的商界所提出的最细微的要求。

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许多行业，比如银行业、保险业、经纪业以及公共事务的管理，传统上就是数据密集型的。但是，为什么电话公司有权知道用户每次通话所拨的号码？仅仅因为电话公司拥有查号设备。它记录了每一个号码，并且越来越多。今天，每一个顾客走进一家街角杂货店或者干洗店都会见到一个奇妙的电子机器，它将点钞机、库存管理、信用卡检验、邮寄名单、银行及会计的功能合为一体。这个机器的屏幕在不停地闪烁，发出嘟嘟的响声，最后打印出一张看上去很像统计摘要的售货发票，上面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存储在某一地方的一条记录。

到目前为止，信息行业最富有和最受欢迎的主顾仍然是政府这个最大的

信息利用者。联邦政府的几个主要机构（如卫生部、教育与福利部、负责人口调查的商业部、国防部、国内税务署和社会安全部）掌握了美国公众的二百亿至四百亿条记录。档案管理对现代化社会的政府来说不是一件新的任务，不过国家记录公民生活情况的档案数量如此巨大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机构掌握的档案不再是彼此保密、分散而功能单一的记录，它们通过三百多个政府日常用来传递数据的计算机网络互相联系。数据一体

化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它按指数的形式增加信息的效用。在计算机网络化的前提下，每条数据都可能与其他数据发生多重联系而产生种类不可预期的用途。比如，网络允许甚至鼓励使用一种匹配程序，它可以把税收信息和未偿还的学生贷款或者社会福利的分配联系起来，是一种防止欺骗和赖帐的有效方法。联邦政府两万多台计算机的日常任务是向联邦安全机构和地方执法机构提供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这方面的限制很少而且也不严格。这些机构可以用接收到的信息与档案中的数据进行多重匹配。这样，执法人员发现了一个汽车刹车灯出了毛病的司机后，就能调动一系列一体化的数据库得到该司机一生的全部情况。这些数据库包括了任何有必要存档的信息，如生活费来源、是否要扶养孩子、有无拖欠贷款以及有无违反福利规定等等。

此外，越来越多的官方信息流入到私人的信息服务机构里。商业部的一项日常工作是将人口统计数据出售给一些市场与公共关系公司。里根执政期间，国内税务署开始利用私人数据库调查银行记录以抓住逃税者。同样，联邦政府总务局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与一些私营的信贷事务所商谈签订有关交换记录的协议，以确认那些无力偿还联邦政府贷款的人。大约一百多个政府机构可以免费享用七个主要信贷事务所的数据，范围涉及财产扣押权、银行贷款、离婚记录和信用卡的使用情况。滑稽的是，里根政府将数据源一体化的目的是通过紧缩政府计划达到总统确立的一项意识形态的主要目标：政府不再打扰人民的私生活。粗粗看来，这里似乎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其实不然。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副主任罗伯特·比德尔说过，政府应当把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当成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政府的建议是减少政府计划的规模，避免首先记录私生活的信息。“防止政府侵犯个人隐私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不保存任何此类的记录。”

这些言辞是不祥之兆。它的潜在意思是，躲避政府的匹配程序对个人隐私的监视和侵犯的唯一办法是永远不要进入联邦政府的纪录。换句话说，根本不要指望向政府申请帮助。这个隐含的恐吓倒是减少福利开支的最有效的方式。

正如我们猜测到的那样，政府的安全机构和执法机构对信息的胃口最大。在联邦政府里，国家安全局的经费比中央情报局的经费还多，它不仅运行着数一数二的政府计算机网络，而且还是电子学和远程通讯技术最高深的研究项目的主要资助者。比如，该局正在资助一项计算机声音辨别的开拓性研究；在监听电话的过程里，一旦通话内容出现“炸弹”或“暗杀”等关键字眼，机器里的某一装置便会自动识别。国家安全局在密码破解方面所担负的责任促使它对高速的约瑟夫森开关大量投资，也许有朝一日会替代半导体材料。它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研制了 SEARCH 程序，即“犯罪历史电子分析及检索系统”，这是全美国最大的收集犯罪信息的网络。这个程序对数据作出筛选后，将其输入“州犯罪索引”里。这个尚在发展的数据库虽然叫做“犯罪索引”，却也收录了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它的用户大都是警方的调查人员，他们通常利用这个系统解决一些法律范围之外的麻烦问题。

在私营信息服务机构里，与政府有着多种合作关系的信贷事务所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收集数据的主要机构。全美国大约有两千余所这样的事务所。五家最大的事务所（包括芝加哥的 Tran-sunion 和加利福尼亚的 TRW）拥有大约四亿五千万条记录。据估计，美国十八岁以上的公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的数据被输入它们的计算机里。一些记录包括“生活方式”的项目，它涉及

一些个人的生活习惯，比如饮酒、婚姻状况、是否被警察拘留过、邻居有无对他发出的噪音或者越轨行为有所抱怨、有无可以满足未来雇主好奇心的事情、与哪些银行有来往、房东是谁，等等。房东们特地开发出“非法居住者” 的数据库，它收录了那些有法律麻烦的房客的法庭记录。这些记录也属于生活方式的项目，它们收录的信息对于数据库一体化之后出现的板块程序具有极大的使用价值。和匹配程序一样，板块程序也可以把各个渠道的零碎信息拼接成一个整体，这在计算机网络出现之前是无法做到的。而板块程序的创意在于，它的程序（通常是廉价的、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软件）可以把信息与概括性的人性特征相比较。雇主和房东可以用这些程序来调查可疑的人，像 X 光那样透视雇员和房客的情况，以排除捣乱分子或不必要的危险。

匹配程序和板块程序消化数据的能量是没有极限的。可以说，信息技术能够消化任何细小的信息。一九八四年夏天，联邦征兵局向加利福尼亚的一位逃避兵役达数月之久的十八岁小伙子发出一封简短的警告信，结果发现根本不存在这个人，名字也是虚构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大约七年前，有两个小伙子去当地一家免费为每位过生日的年轻顾客提供一份饮料的冰激凌店，顺手在商店的登记卡上填上了一个虚构的名字。这个名字于是被输入了商店的计算机邮寄名单，这家商店的上级公司又将这份名单寄给了一家负责直接邮购业务的公司（这是一种惯常的做法），后者又将名单转交给了兵役局。兵役局照例严格地整理了许多此类名单，把它们按照姓名、地址和生日排列起来。当虚构的小伙子的十八岁生日来到之际，他很快便遇到了法律上的麻烦。或者说，计算机按照事先的程序发出了警告信。

随着政府的计算机数量及网络数量的增长，一些官员想到有些未获授权的团体会侵入数据库，因而对数据库的安全问题深感忧虑。这不是普通百姓的泛泛而谈，而是执法官员的忧虑。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解决办法很难令人满意。根据一九八五年国家安全条例第一百四十五款的规定（这个规定未经国会讨论即被里根政府采纳），国家安全局是有权控制和使用联邦政府所有计算机和数据库的唯一机构。条例批准国家安全局可以无视保护个人隐私的条例而任意调用政府储存在计算机里的全部文件。条例同时也暗示国家安全局有权为执行公务而进入所有与政府有关的私人数据库。到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国家安全局下属的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对几个州的电子投票机里面的计票程序作了极为详细的调查，这对一个军事安全机构来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离经叛道之举。

阿尔温·托夫勒歌颂过计算机消化数据的巨大能量，认为这种由电子构成的“社会记忆力”将有朝一日给我们带来一个“保留以往一切记忆的文明”。他告诉我们“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计算机正在生成一个“信息环境”，它将向我们这个社会提供“更多的信息和组织合理的信息源，并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

无疑他是对的。然而我无法理解他对这个问题的热衷程度。社会记忆力记住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如每一次的电话通话、每一次交付的支票、每一次的信用证购物、每一张交通传票和每一张飞机票。这些内容对健康的文化和重要的政治生活究竟有什么作用？显然无足轻重。不过这种数据垃圾对某一部分人具有特别的价值，这些人是一些职业窃听者，他们被“以往一切记忆”搞得头昏脑胀是因为他们有着打听所有人隐私的怪癖。

私人和公共计算机系统对个人隐私的监视作用似乎是政府、法律及计算机程序合作的结果，它表现为对档案和记录的统计。然而我们不应该纠缠于具体的数字而忽略了其中的真正含义。我们的政治生活里盛行一种重大、崭新而又令人惊恐不安的做法，它把计算机当成了监视私人生活的工具。比工具更重要的是使用者的思想。计算机热衷者和专家可以把信息定义为无所不能的东西，但是，所有的数据库及其工作人员的追求只是最原始的数据：简单的基本事实。那些喜欢打听别人隐私的人可以从过剩的数据里源源不断地撷取流短飞长的索材，他们的赐务正需要这样的材料。他们的存在价值在于把人变成一堆枯燥无味的统计数字以便作出快速的评价，比如姓名、社会保险号码、银行存款数量、债务、信誉程度、薪水、福利支出、纳税情况、被捕次数以及偿还债务的能力。这些信息简洁明了，一览无余。数据库里的信息是把人的生活抽象为若干条赤裸裸的基本信息，便于迅速地作出商业和法律的决定。借不借贷款、出租或不出租财产、租用或不租用、逮捕或不逮捕⋯⋯ 这种思维方式非常适合于二进制的运算规则，即开/关，或是/否。在方兴未艾的监视机器面前，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个中性的技术发展过程，而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终于通过计算机而实现的一种社会模式，它没有阴影，没有秘密，更没有神话，一切事物都变成了赤裸裸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