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化的校园

计算机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比起进入初中和高中要顺利和明确得多。首先，大学比官僚成堆的中学系统拥有更多的自己选择的权力。它也是有学问的男女、学者和专家的领地，据说他们准备提出比市场的怪念头高明而有识别力的判断。但是校园也是计算机制造商大规模推销运动的目标，其努力似乎正在席卷它所瞄准的一切。

许多主要的大学在六十年代中期或后期购买了它们第一部计算机，一台IBM 的庞然大物。它是学校的计算机，一个值得夸耀和昂贵的财产，是一个经常用于炫耀地位的玩艺儿。它一般被放在装有空调的计算机房里，主要用于行政管理方面的资料处理。在短期内，学校档案变成了计算机打印件，成绩单和课程表用穿孔卡编排。一些资金充足，尤其是那些有很强的自然科学系科的学校，很快就为其技术人员再购买几台这种巨大的主机，尽可能广泛地安排上机时间，而教师经常为激烈竞争发生口角。

在七十年代初，大学开始建立多终端机房，在那里学生允许同教师一样接触这门技术。那些有声誉的系科又坚持以拥有本专业所有和自己管理的计算机房作为地位的象征。大约就在那时，计算机编程的选修课开始出现，主要为自然科学、工程和商业的学生开设。从那时起社会在其主要的部门都逐渐高度计算机化，但几乎没有教育工作者认为计算机教学，不管如何解释， 在高等教育中拥有迫切的要求。绝非偶然的是，大学中的情况随着市场而发生变化。在八十年代，随着现买现卖的微型计算机的问世，计算机工业以一场商业史上最强大的市场推销努力追逐着学术界。其目标就是要使每一位教师和学生都拥有一台微机。借助于拨款、捐赠或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巨大折扣， 公司成功地打动了一批学校，希望它们成为影响各种大小学校的领头军。这些学校并没有对这种讨好的做法进行多少抵制。

大学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它们在一九八四年总共在计算机上花了十三亿美元。它们计划到八十年代末花费八十亿美元。较小的学校，例如卡内基－ 梅隆大学（五千五百个学生），每年大约在新技术上花费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美元；而像密歇根大学这样的大学校（共三个校区，四万五千个学生）一年的预算要达到五千万美元。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九八一年的一项研究中估计在一所五千个学生的大学全部装备计算机要花费三千万美元，这大约是建造一幢新大楼的费用。一所大学校必须花上一亿到两亿美元。这些投资并不是一次性的。随之而来的是维修和操作费，以及不可避免的设备更新费，这些设备常常在准备使用时就变得落伍了。更令人鼓舞的是，学校控制着巨大的学生市场，汇集着未来的高收入的专业人员和白领阶层，他们是典型的计算机消费者。如果教育工作者能被说服设置计算机教学的必修课，计算机工业就会找到一个大金矿。一些有影响的学校，如哈佛、耶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严肃地考虑这样做，但还没有采取行动，或许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词并没有比中学更深的理解。（但至少有一所小学校——达拉斯浸礼学院已经走得很远，它要求每一位新生必须购买一台 RadioShack Model l00， 并要求他们每个学期至少有三次作业要使用计算机。）

比计算机教学必修课更受信息商人欢迎的是把购买计算机作为录取条件

之一。这种事情业已发生。已有十来所学校把计算机（一般折扣很大的）价格列入学费，其中包括卡内基－梅隆、德莱克塞尔、史蒂文森学院和德鲁等学校。无法断定这种录取方针中的新潮会蔓延多远，但这肯定是一个鲁莽的发明。是否还有另外一些学校把拥有一台机器作为求学的必须条件呢？

随着学校中师生拥有的微机急剧增加，新的问题和可能性产生了。首先， 面临着协作的要求：要确定机器能互相兼容。一个处理这项工作的权力很大的职位在校园中出现了：计算机大帝，他常常具有“负责信息技术的校长” 的称号。大多数大帝们脑中的主要计划是网络化：把校园中的计算机联结在一个精心设计的系统中。这种网络可以从若干个“簇”或工作站为开端，这是一种可能设立在图书馆或宿舍中的计算机组。但从任何一个小小的开端都可以扩展出更大的网络。这是一个需要努力的规划，可能还要投入资金进行重新配线。学校选择网络化需要依赖技术，需要安装和增加计算机。正因为如此，计算机制造商迫切地帮助大学向计算机这个永久高地进发。在卡内基

－梅隆，IBM 正在帮助建立拥有七千五百个工作站的网络。网络建成后，卡内基－梅隆大学将成为第一所计算机多于学生的学校。在休斯敦大学（在四个校园中有四万四千名学生）数据装备公司做成了一笔具有四千五百个终端的网络、价值七千万美元的买卖，并为此支付一半费用。

还有一个帮助大学铺平通向全部计算机化之路的诱人建议。学校和制造商可以合作经营。一些学校已经与主要公司签约进行“合作研究和开发”计划。教师们得到了慷慨折价的计算机（或免费赠送，就像斯坦福大学的约一百五十名人文科学教授接受了 IBM－PC 机）后同意设计新的软件或“课程软件”，公司将以互利的条件进行推销。如果说这种软件一旦完成了其作为诱饵的目的就会在公司业已饱和的库存中束之高阁或许过于刻薄。但是看看有多少教授们的设计能获得商业界的青睐到是一件有趣的事。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联合开发计划确实是明智之举。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计算机技术的摇篮，它的教师们肯定有很多想法，并且可能已通过咨询将学校已有的研究项目付诸实施。在那里，IBM 和数据设备公司合作提供五千万美元的设备、人员和维护费用作为称做“雅典娜计划”的联合工作的一部分。另外， IBM 又分别在布朗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各有一个五千万美元和一千万美元的计划。数据设备公司在另外十五所学校中花费了二千四百万美元。IBM 给予普林斯顿大学的钱较少，仅仅六百万美元用于设备，它将给予学校一个拥有一千台微机的十五簇的网络。这次捐赠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变化，它试图开发计算机教学的项目，并从宗教系开始引人人文科学专业。宗教系的反应很热烈。

这些计划中最雄心勃勃、迄今最有成果的是苹果康采恩，它使公司与二

十四所学校建立联系（包括全部常春藤联合会的学校，密歇根和斯坦福）开发 Macintosh 计算机。每所学校至少向苹果教育基金会交纳二百万美元，作为回报，在一九八四年这些学校得到五万台 Macintosh 计算机，其折扣之大足以抢走苹果零售商的生意并将其激怒。

如果计算机制造商如愿以偿，有朝一日校园就会全部网络化，所有的学生和教师人手一台微机，到那时也许他们就不用彼此见面了。他们只要用电流交换作业和分数就行了。网络甚至会超出建立它们的校园——就像休斯敦大学的情形一样，在那里师生可以从自己的住宅连联网。到那时，教授不仅能在计算机上给学生打分，而且日夜二十四小时与他们联络，通过显示屏观

看学生做作业，在其过程中给予有益的建议。（当然，这种全天的、不可预料的、会骚扰人的亲密行为通过电话也是可能的。以我的经验，这就是教授们尽量使电话号码少为人知的原因。我不能确定为什么总处于开机状态并需要照看的计算机终端会被认为使无限制的师生交流更为诱人。）最大范围网络化的最终目的是将其扩展到周围社区的“有线城市”中。与贝尔电话公司和拥有当地有线电视控制权的华纳通讯公司一起，卡内基－梅隆大学正在计划在匹兹堡地区这样做。

人们很难找到单一工业能够如此咄咄逼人地将其利益强加于全国学校的

另一例证：教育工作者能如此热切地接受（或温顺地降服）。在人们想到很可能没有两个教师或计算机科学家会提出同样的“计算机教学”的定义时—— 这正是发起这场运动的目标——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至于从这种技巧得到 普遍知识裨益的说法，除了计算机工业自我宣传的文字外并没有什么其他证明，而这些文字只不过是含糊的对信息时代生活的未来学的比喻而已。但如果计算机制造商的硬性推销成功，我们会很快培养出这样的毕业生，他们（由于教师的鼓励）相信思维就是信息处理，因此离开计算机就无法进行思维。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理查德·塞伊尔特宣称：“未来的优秀大学将是

拥有优秀计算机系统的学校。”这是一个夸张的信念。毫无疑问许多教育工作者希望自己的学校拥有这种资源，可以有资格称为优秀，尽管如此将计算机的数量转变成学习质量仍有疑问。作为技术领域的计算工具，作为电子记录保存系统，或文字处理机，计算机当然是会起到很有价值的作用。总之， 这是此项发明在师生日常生活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但计算机热衷者却说这项技术将不仅能取代滑尺，打字机或档案柜。它的好处在于最高水平的学术价值，在于教育方法和目标的急剧转变。计算机毕竟是丰富的信息载体，而信息则被教育工作者普遍认为是思维的内容。卡内基教学发展基金会主席欧内斯特·搏耶尔博士曾对学校中计算机的浪费和滥用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但他也同意“在长时期内，电子教师要比传统教室或教师能更有效（肯定是完全不同）地交换信息、观念和经验。新技术的前途在于通过文字、图画和听力材料丰富文学、科学、数学和艺术的学习”。

于是，当看到如此众多的花哨说法只不过是推销的伎俩时真是令人沮

丧。例如全部网络化的校园景象，最近已成为学校中计算机化的最终目的。不用离开宿舍，学生就可以查阅图书馆卡片目录，他们能通过与学生告示牌联机进行建议、聊天、约会、找车、购买旧书等。他们能通过电路向教师交作业。

当然这些事和其他更多的事可以计算机化。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现在这些事情都以更明确和经济的方法进行着：学生们遛到图书馆、学生中心、书店，或邻近的咖啡馆，在那里会见其他人。他们交谈，倾听，作出安排。除了残疾学生（计算机对他们是一大帮助），谁会认为这些日常的散步活动会是一种负担，必须花费巨资用技术去取代它们呢？实际上，我一直认为一所学术气氛活跃的学校是由建筑、庭园及总体精神体现的，这些因素使人际交流成为得体和有吸引力的常事，而不是一个花费几百万美元让学生省却离开其宿舍的校园。

当热衷此道者提出这类计算机人为的用途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讲授技术依赖课，这种邪恶已经印入我们的文化之中。出于明显的商业原因，他们正把机器强加于不需要的地方。同样，让学生通过某种电子邮件的形式呈交作

业的设想就是认可了一种不是问题的问题（就像“静电吸附”或“蜡堆积” 一样），这些问题所以存在是因为推销商杜撰它们以推销某种产品。我曾经碰上过计算机的广告宣传，它似乎一定要使我忘记用红铅笔划线，圈点，在字里行间批注（没有一台计算机能做这些事）是有史以来最实用的发明。每一位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这一点，而这些广告则努力使我同意，作为信息时代的合格成员，我应该只要应付软盘、键盘和显示屏就行了。

我承认，人们评价教育优劣的标准多少带有个人的爱好。有些人欣赏这样的学校景象，一排排孤独的学生在私人隔间中一动不动地伺弄计算机终端，他们的全部动作就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屏和重复敲击键盘。我认为这种景象根本无法接受，即使在某些地方这种景象可以被个别地辩解为计算机的专业练习，某些作业、计算或绘图。当我听说上机是社交的绝好机会，学生们簇拥在机器房，按照指南的指点，争论响应机器提问的最佳点，这种景象就不再吸引我了。作为一种教育思潮，这些情景给我的印象只不过是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枯燥的另一种形式，而它出现在我们最想避免其危害的领域。

我本人的趣味趋向另一番景象：教师与学生促膝而坐，或沉思于书本， 或浸心于艺术，甚至在黑板上涂写。至少这一景象还能提醒我们教育是何等精妙、简约，甚至是朴素的事。它是两个灵魂直接的接触，一个需要知识， 而另一个愿意传授。这种接触是生物自发的行为，这是生命的既定事实，最理想的情形是应该将这种接触保持于人际之间，尽可能自然和随意。过多的设备，就像过分烦琐的官僚机构一样，只能堵塞这种自然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对话随着敏捷的思路而海阔天空正是教育的核心所在。如果教师缺乏时间、动力或机智去提供这种交流，如果学生过于沮丧、厌烦或思想开小差而无法聚精会神，那么这些必须解决的教育问题只能从教师和学生经验之中入手。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超越了趣味的范畴，它们涉及教育理论，社会政策和职业伦理。我们学校事务的轻重缓急由投机商的利益来确定是错误的。这种弊病过去已困扰着公立学校，现在则更为严重，因为学校在计算机方面投资却不知其用途。它们这样做是因为受到有关“信息”的陈词滥调的蛊惑，被其知识价值和求职的热切性所吸引，这根本就是广告的翻版。这导致它们完全忽视了教育问题是政治和哲学的产物，与技术装备无关。

让我们看看一些最明白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教育职业的道德要求我们持坦率的态度。

学校中捣乱或离群的学生往往反映出一种焦虑，甚至绝望的心情，它由不利的社会环境或学校系统本身的强制性所造成，无论计算机如何均衡地配置于学校，这些学生都不容易表现出学习的愿望。

热衷于计算机教学并认为它能轻而易举地满足其求职渴望的学生纯粹是受骗上当，他们从机房中若干经历中学到的东西根本不足以使他们在求职上具有优先权。

把华而不实的软件作为方便的课堂娱乐的教师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并且使其本人的职业丧失了意义。

当教育工作者不仅被产品，而且被工业市场的语言和意象所吸引时，人们感到在信息时代有关教育的讨论是多么扭曲。“生产率”是教育部的阿瑟·S.梅尔梅德博士用来定义“教育的中心问题”的一个词。“在任何其他领域提

高生产率的关键是通过技术发明。正确发展和恰当使用的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会立即给予教育方针的制定者⋯⋯一个生产率管理的唯一机会。”

按照同样的思路，卡内基－梅隆的理查德·塞伊尔特预言他的学校网络“在学生学习中的作用将同二十年代流水线在汽车生产中的作用一样。流水线导致大规模生产。个人计算机网络系统将使学生在学校中习得的知识量明显增加”。

专家不断提醒我们，计算机只不过是按照程序工作。但上述观点应该澄清，各种程序中可能隐藏着另外一个程序，这是一个比该项技术交流的优点和绘图功能更重要的价值顺序。机器的核心是软件，而软件的核心是它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