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团派的二级分化

黄巾大起义（184 年）后，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280 年）不久，各地反抗晋朝的腐败统治及残酷压迫的起义彼此起伏。 317 年东晋渡

江，南北分裂，直到 589 年隋灭陈，复归统一。这一时期，特别是两晋时期，大小不同的各种农民组织起义，连绵不断，遍及东西南北，并且这些起义者为号召和组织群众，大多利用了道教。这种现象表明当时道教在群众中有广泛的传播和影响。但由于这个时期的道教处于“人人称教”的分化过程中，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派别和教团也较多，因而其人数多少和影响大小便各不相同。那些为农民起义者所利用的道教，大多属于民间流行的部分。

原始道教的主要载体是张角的太平道与张修的五斗米道。二者相比较，太平道基本上是一种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农民起义组织；而五斗米道虽也实行政教合一，但在设置义舍、救济和吸引流民，诵习《老子》，作三官手书，用宗教推行教化，去鄙俗、淳风气，以及教义教规等方面，更具有宗教的成熟性。

五斗米道作为东汉后期发展最成熟的民间道教组织，随张鲁归顺曹操和汉中信众的北迁而发生分化。首先是五斗米道的上层人物受到较为宽厚的待遇。曹操曾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张鲁五子皆封为列侯，又为其子彭祖（燕王曹宇）娶张鲁之女，张鲁死后其子张富嗣位（参见《三国志·张鲁传》等）。张鲁部将阎圃、李伏、李休等也都封官加爵。然而，张鲁本人及其家属和他的臣僚在邺城定居的同时，便也脱离了他们雄踞 30 年之久的汉中根据地，成为曹魏政权的掌中之物。这种“父死子系、弟亡兄荣、沐浴圣恩”的结果，使得五斗米道的上层首领日益脱离下层道民，蜕变为利用宗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他们歌颂魏氏统一北方是“承天驱除”，教育其道民要懂得“天命逆顺”，“但当户户自相化以忠孝”，“助国壮命”

在五斗米道上层人物北迁的同时，大批信道的汉中民众也相继北迁到关陇、洛阳、邺城等地。 215—219 年，汉中民众三次被迫北迁，人数逾万。而张鲁及其属民的北迁，则给五斗米道带来了双重的影响和后果。

其一，五斗米道在巴蜀汉中分设 24 治，以天师为最高首领，下有治官、祭酒分统道民，有如郡县官吏，组织比较严密；授职颁箓、收取钱税、科仪

戒律等也有一套制度。北迁之后的五斗米道脱离故地，原有的制度变得不适宜在更广大的新地区实施，原来在汉中拜署授职的旧祭酒道官逐渐亡故，新增的祭酒、道民不服从旧的道法，特别是教主张鲁的死亡，更加深了这种混乱状态，“诸主者祭酒人人称教，各作一治，不复按旧道法”① 。尽管作为24 治之首的阳平治再三假借天师张道陵之口责令教徒行事要合乎汉中旧制，但实际上已是各自为政。

其二，教民大量迁至北方，为五斗米道在更大范围的传播提供了方便。自从太平道于汉末遭受镇压之后，北方原有的道教便已衰竭，虽有帛家道的活动，但影响甚微，传授亦不可考。五斗米道首与道众的北迁，使天师道在北方广为传播，并因张鲁家族受曹魏政权的礼遇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至西晋末、东晋初，五斗米道在江南也盛行起来。东晋江南五斗米道虽为孙恩起义提供了宗教外衣，但同时五斗米道与江南民间信仰相结合，又演化出了三洞经箓一脉，实际上，这一时期的道教是在发展中走向分化，或说是在分化中进一步发展。

北迁后的教民和祭酒教主们在各地自发地开展主治传教活动，虽然促成了五斗米道的传播与发展，但也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组织涣散，旧的教规教仪不起作用，某些教民与祭酒的腐化堕落，严重危及五斗米道的生存。作为五斗米道的发源地西南巴蜀汉中地区，三国时蜀汉境内没有公开的天师道组织的活动见于记载。蜀汉灭亡之后不久，西晋武帝时在巴蜀出现了陈瑞领导的一支民间道团。在江东一带比较活跃的民间道派是李家道，其传入江南的时间大约在 225—252 年，为道者是李阿和李宽，他们崇拜“李八百”。此外还有于君道与帛家道及大量活跃于社会各阶层的方术之士。

继曹魏政权之后的西晋统治者，对道教同样采取了镇压与利用改造相结合的手段。此前曹魏禁止祠祀巫祝，规定“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晋代仍然沿袭了这一策略。但较之曹魏时期网罗方士变相控制较为成功的状况相比较，晋代道教就呈现出向上层发展的明显态势。一方面，一部分道教徒奔走于权贵之门，直接参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并为之出谋划策，甚至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高级士族加入道教组织，成为道教的信奉者，遂使道教和封建政治发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晋书》59 卷《赵王伦传》中称“伦、秀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赵王伦在篡夺帝位时，孙秀借晋皇帝是道教中的神仙西明公宾友之名，谎称宣命神语，命伦早入西宫。在赵王伦受到其他诸王声讨时，又拜道士胡沃为太平将军，请巫祝选择战日，又令近亲于嵩山著羽衣，诈称仙人王乔，作神仙书，以惑众。除赵王伦与孙秀外，在司马氏集团内部倾轧的“八王之乱”中，各王均有道士辅佐。道徒步熊，少好卜筮数术，门徒甚众，拒赵王司马伦，而投靠成都王司马颖，成为其死党。在成都王颖受十余万大军讨伐之时，步熊在军事决策上起了重大作用，使成都王获胜，并挟持惠帝于邺城，独揽朝政。

道教进入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在这一时期，道教由于门阀士族阶级的改造，经历了一番重大的变革，从早期原始幼稚的五斗米道发展演变为完备成熟的宗教，从主要传播于民间的道团上升为官方承认的正统宗教。这一变革主要发生在中国的南方。

① 《正统道藏》，第 30 册。

三国两晋时期，道教虽未停止发展，但在总体上是受抑制的，直至西晋末，特别是东晋以后，才在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上层门阀士族中迅速扩展。开始了道教走向成熟的官方宗教的过程。魏晋时代，不仅普通人民需要宗教来抚慰饱受创痛的身心，就是上层统治阶级在激烈的内哄和互相厮杀中，也常常朝不保夕，死于非命。人们普遍存在对生死离别的忧患，对长保享乐生活的梦想，对精神超脱的追求，人们从各个不同方面，关心着人生命运和世界的本质。然而由于汉末及三国两晋间的历次战乱中，江南受破坏较小，五斗米道约于西晋统一时从北方传入江南，两晋之际的动乱，更促使五斗米道转向江南发展。

进入东晋以后，上层统治阶级信奉五斗米道的大大增加。东晋南北朝的许多门阀士族（如当时北方大士族清河崔氏）都是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在最高统治者中奉道者也不在少数。晋哀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晋简文帝司马昱“先事清水道师。道师即京都王濮阳也。”清水道是五斗米道的支派，以清水为人治病。简文帝也曾利用道士为其求嗣。晋孝武帝司马曜和他的弟弟司马道子也佞信佛道。上层人士大批涌入道教，带来了他们的情趣和要求，早期五斗米道道长式的祭酒统民制度，要求平等，救穷周急愿望的教义，以及一些巫术式的方术仪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更注重道教服饵养生，志山乐水的仙术，或一些治病广嗣的方术。因此，五斗米道在进入上层后，“鬼道”的特点逐渐削弱，仙道的内涵逐渐充实，较注重满足统治阶级的愿望，《上清》、《灵宝》等一批新的道教经典问世并得以广泛传播，这一时期民间道教教义的进一步改造，不但开启南朝道教变革发展的新机会，也使道教得以跻身于正统官方宗教的行列，与根基深厚，咄咄逼人的佛教相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