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与丹鼎道派

道教所崇尚的神仙信仰，早在战国时代已出现，最初只是一些方士到处游说方术，宣扬神山仙岛、安期彭祖之类的传说，但没有理论形态。战国末， 虽受邹衍的启发，吸取了阴阳五行说；却未能掩饰其“妖妄荒诞”的形象。至两汉又吸取黄老之术，《易》学及儒家谶纬之学，但理论上仍然没能超脱就方术论方术的窠臼，分散而浮泛。一直到西晋，经书虽不少，却没有一部能将丹鼎、符箓二派的教义与方术统一于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著作。

魏晋时期士大夫渗入道教，改变了民间道教的原始面貌，引起道教内部的变化。一方面由于门阀贵族招致方士，使方士们得以亲近门阀贵族，在他们中间传播神仙方术，而且为适应贵族的需要而造作教义；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势，互相残杀，高门贵族生死无常，一部分失势者便对人生取消极态度，崇尚老庄，专事清淡，并喜爱养生方术，形成玄学流派，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吸收，衍出了一些经书。为道教向义理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葛氏道”的创始人葛洪是魏晋以来神仙道最杰出的代表和集大成的理论家。

葛洪（283—363 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葛玄从孙。其祖葛玄曾师从北方来的著名方士左慈，传授《太清丹经》、《九鼎丹经》、

《金液丹经》，葛玄以之授予弟子郑隐，郑隐又授弟子葛洪。葛洪受吴地社会风气以及葛玄的影响，好事神仙方术，同时也是一位博览典籍，才章富赡的人。 16 岁时，即读《孝经》、《论语》、《诗经》、《易》等儒家经典

及“诸史百家之言”近万卷。大约在 20 余岁时即开始《抱朴子》的写作，至

35 岁时（317 年）完成。《抱朴子》分《内篇》和《外篇》二部。《内篇》

20 卷，宣扬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祛祸的仙道学说；《外篇》

50 卷，论述人间得失，世事臧否的经国治世的儒术。所谓神仙道教理论体系， 主要体现在《抱朴子内篇》之中。

《抱朴子内篇》是葛洪站在上层道教的立场对早期道教的历史总结，他的以还丹金液为核心，注重个人修炼成仙的仙道学说，既从理论上确立了不死成仙可以学致的道教基本教义，又集各种仙道方术之大成，提出学仙修道的具体途径，这既可以看作对丹鼎仙道学说的阐扬，也可以认为是贬斥民间道教，企图控制道教发展方向的作品。他力图使人相信，如李家道之类“妖道”的道法极其浅薄，根本不值得追求与继承。

《抱朴子内篇》，除了多方面阐述神仙的存在、可信与可求外，还对降布风雨云雾、形成山川、驱逐鬼神与虎豹、水火不伤、寒暑不觉、腾云游空、分形隐形、辟谷等之养生、长生不老药之采集制作、金丹烧炼法及神符之效验等，都做了较具体的阐述。葛洪的道教思想吸收玄学思想，以“玄”为宇宙本原，不尊老子泛论而独尊还丹金液，认为形须神而立，神不离身则可以永生，强调“我命在我不在天”，为道当先立功德，主张不必速登仙，最好延年不死。

葛洪的基本思想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不但将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而且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认为道教徒要以儒家的忠孝仁信为本，否则，虽勤于修习也不能成仙。基于这样的思想，葛洪在《抱朴子》中对魏晋以来的玄学清淡风气甚为不满，主张立言必须有助于教化，并提倡文章应与德行并重。金正耀先生在《中国道教史》中评价他对学仙修道可以不度世事俗务，特别是对儒道可以调和，互相补充的论述，使道教更易于为统治阶级所容纳，从而为道教的官方化打下了基础。葛洪将“玄”、“玄道”引入其仙道学说，嫁接魏晋玄学的时代思潮与道教，虽然不很成功，但可作士人由道家而进入道教的攀援之枝。对各种仙道方术的详细论列，有助于道教的进一步成熟化。通过葛洪，道教的基本教义完成了从“致太平”到“求成仙”，亦即从“救世”到“度世”的过渡。道教追求肉体飞升，不死成仙的基本特征得以完全形成。

因此，葛洪对后世道教流派有很大的影响，在他死后不久，地位即上升至与三张（张陵、张衡、张鲁）比肩的程度。陆修静曾以“祖述三张，弘衍二葛”予以褒扬。南齐明僧诏撰《正二教论》并称“张葛之徒”。后世道教的许多经书都托名《抱朴子》，以抬高身价，足见葛洪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葛洪博学多才，其《抱朴子内篇》保存了早期道教的许多史料，而且还是研究中国古代炼丹史的重要著作。《遐览》一篇所录书名，则是道教史上最早的教典经籍。流行于社会上层以炼丹求长生成仙为主的丹鼎道派，发展到葛洪已十分成熟，具备了祭献、礼仪、修行、伦理条规等一般宗教要素。但由于其自身的弱点注重个人炼丹修行，且耗资不菲，难以在民间大众中普及，而不易发挥官方宗教的社会职能。道教的清理改造以致完全官方化，是到冠谦之等人之时才得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