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之兴

佛教就其早期形态而言，是主张出世的宗教；然而它的供养者、特别是它的扶持者，却是世俗人和世俗界的帝王，并借助了阿育王的政治力量才得以迅速地向恒河流域之外传播开来且与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合。在这种张力中佛教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分化，公元前 1 世纪印度佛教进入部派时期，从上座

部和大众部先后分裂出来的教派已达 18 部或 20 部；说一切有部、经量部、法藏部、化地部、饮光部主要分布在印度西北地区；正量部、犊子部、法上部、贤胄部、六城部主要分布在印度西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牛家部）分布在从中印度到西北印度一带；制多山部及从它分裂出来的东山部、西山部等南方大众部分布在南印度地区被统称为案达罗派；在南印度和斯里兰卡还有方等派和大空派。

各部派在教义、仪规方面的分歧很多，但根本的分歧在于保守传统祖训， 还是顺时应变。有相当的僧侣“愈益走向人世间。他们使自身的生活世俗化， 并接受在俗（在家）的男女为信徒，同时积极参与或干预社会现实生活，力图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他们的观点”。这种思潮从公元前 1 世纪到 3 世纪，在南方的案达罗王朝、北方的贵霜帝国、以及恒河平原的吠舍离等地同时涌现， 说明这是社会发展作用下的一种必然趋势。

在大乘学说的形成过程中，位于南印度且具有较多机会与海外思想文化

①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 52 页

交流的案达罗地区是诸多中心之一。在这里活动的大众部制多山派对“制多” 的崇拜，向民间推动了建塔和供养塔的群众性信仰，该派神化佛陀，贬低阿罗汉，推崇以普渡众生为己任的菩萨。这一派僧侣思想活跃，在其内部分化出东山部和西山部之后，又分化出王山部与义成部。正是在这种具有争鸣氛围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龙树这样的一代宗师。

公元前 43 年，斯里兰卡发生战乱，著名的大寺毁坏荒芜。公元前 29 年阿巴耶王恢复执政后为感谢摩诃帝沙长老的帮助，摧毁了耆那教寺庙在废墟上为之建造了无畏山寺。传统的上座部大寺僧侣谴责摩诃帝沙“时常往来于俗人家中，违犯戒条”，将他“摈出僧伽”，为之辩护的僧侣也被褫夺僧籍。无畏山寺主张随顺世法、深入一切众生度脱他们、上座部坚持传统戒律，反对比丘亲近帝王权贵、出入世俗人家；无畏山寺吸收犊子部的“补特伽罗” 教义，以“常我”存在反对上座部的“无我”之说。当时有相当数量的比丘聚集于无畏山寺，形成与上座部对立、孕育大乘学说的一个中心。

自阿姆河流域到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一直是东西方民族与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熔炉”，来自希腊、波斯、印度、中国（公元前 139 年张骞曾

出使大月氏和大夏，公元前 60 年西汉政权设西域都护府，辖 50 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西部于阗等地及内地的包括巫术在内的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都作用于传播到此地的佛教，使之在宗教仪规和“法事” 方面有所变化，在处世态度上也更为开放和灵活。有些学者将这一时期佛教在中亚的嬗变概括为“巫术化”：

“不但袄教对日和火的崇拜，已经渗入佛教行列，民间巫术的渗透更加严重而且普遍。⋯⋯早期来华的知名僧侣，包括安世高、支娄迦谶、以至佛图澄、昙无谶，都同时以巫术见长。现存有多种失译的杂咒佛经，大都出现在 2、3 世纪，也反映了西域佛教的这一趋势。从总体上看，佛教的巫术化是佛教向大乘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乘日益向多神主义发展，也是由这里开始的。”①

大乘佛教在这一地域的发展不仅仅是思想观点的，而且也是形象艺术的。由于希腊文化在这里有较深广的影响，神化佛陀、宣扬佛本生、表现菩萨诸行的宗教需要很自然地借助于希腊艺术的表现形式，形成对佛教艺术（特别是雕塑艺术）影响甚大的健陀罗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