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 述

公元前后的几百年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涌动着一股将政治制度与大区域经济相结合的潮流，以便对社会经济更大范围地实施管理。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只要有些实力的国家或城邦都争相获取对某一区域经济的控制权，在此过程中，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结构便出现在世界几大文明发源地的版图上。在西亚地区，有亚述——巴比伦君主国；称雄一时的波斯大帝国的版图曾东至印度河，南有埃及，西至小亚细亚；兴起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

—希腊王国曾一度统治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广大地区。强大的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北部边界曾达到现在的英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地，东边达到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南部包括非洲的埃及、苏丹北部、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西部则面临大西洋。在南亚次大陆，先后有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以及大月氏人的贵霜帝国统治着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在中国则继群雄逐鹿之后崛起了第一个封建制大帝国——秦王朝。

一般说来，各大帝国所关注的地区多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走廊” 地带，各实力强国争先恐后地争霸于这些地区，更加剧了这一时期和这些特殊地区的社会变迁与频繁的社会流动，从而使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日益密切，这就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比较与选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时机；而强权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统一控制，也把一些固有的地区性文化和民族性文化置于文化大冲撞的态势之中。

有些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枢纽时代”，认为人类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精神的突破产生了人的存在的自觉，形成文化的整合并“固化”了各大文明的某些独具的特色。尽管某些人对此观点持保留态度，但这种说法确实抓住了这一时期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无论是在交通便利地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颇富戏剧性的文化圈里，还是在印度、中国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内，无论平民、思想家，还是统治者，在此颠沛流离之际，文化与社会重组之时，都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曾虔信的宗教信仰，把传统的意识形态对于世界的解释推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国家（政治）范围和文化范围。尽管这种“世界”在当时的人们心中不过是其所属帝国的有限范围，但帝国的出现以及帝国对于行政区域的重组，毕竟为人们认识世界打开了更为宏大的视野。

对宗教信徒来说，大帝国的迁徙变动，以及一些帝王将其强权扩大到全世界的行动，不仅仅使他们积累起新的社会历史经验，而且也使他们获得了依照此类形象从事宗教创作的新材料。神的观念开始以权力最大的帝王为榜样，一些原生性宗教的神灵或是上升为民族共同体中统摄诸神的至上神，或是如其信徒一样为其他宗教所吸收，沦为神性极有限的神灵。然而在“枢纽时代”问世的创生性宗教，从一开始就通过把自己的神灵定位于世界主宰的地位而使自己占居较高的地位。这股文化潮流汹涌澎湃，在其驱动下，诞生了融合多民族宗教信仰而又特色鲜明的基督教，孕育了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改造着古代的佛教和犹太教，完善了中国的道教；同时，这股文化潮流又荡涤了许多不合乎时代需要且丧失民族载体的诸多原始的或古代的宗教。总之，这股文化潮流在改变许多民族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许多古代宗教的命运。

公元前 1 千纪末期到公元 1 千纪中叶，是一些古代国家宗教确立历史地

位，一些新的世界宗教粉墨登场、日益强大的时期。

起源较早的琐罗亚斯德教、婆罗门教、犹太教等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组织机构，跻身于世界宗教的行列；而起源于古代后期的佛教、耆那教、基督教、道教等，则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迈步成为各帝国的国教，以其形形色色的主干和支脉绵延至今。虽然这些宗教大都是根源于某一特定民族及其国家的古代宗教，但基于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以及人的意识活动日趋复杂化，这些宗教都日益强调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些问题，诸如人世苦难的根由与解决办法， 善与恶的来源、性质和结果，以及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关系等。这不仅使它们在社会变动与文化重组的氛围中更加贴近民众，而且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线，具备了成为世界宗教的可能性。

在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地区，马其顿托勒密王朝与罗马帝国的侵入和统治，给古老的埃及国家宗教带来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外族的君主取代了昔日法老王的神圣地位，成为国家宗教的崇拜中心和维护对象。托勒密王朝继承埃及法老的传统，实行笼罩着神光的君主专制， 托勒密一世自居为神化的国王，鼓励臣民对自己的崇拜，并自号为“救主”。托勒密二世即位后，首先把已死的国王尊为神，下令全国进行崇拜，在神庙中为国王和王后安排了特殊的礼拜仪式。在宗教观念和行为上，埃及的祭司们虽然深受希腊和罗马的影响，但古老的埃及文化对希腊——罗马世界的影响更为巨大和深远，它的许多神话传说与宗教观念都在基督教中得到保存和发展，并构成基督教神学和习俗的某些重要因素。

历史悠久的琐罗亚斯德教是波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流行于古代波斯（今伊朗）及中亚等地，在波斯进入希腊化时期并一度受到沉重打击之后， 在罗马统治时期又重新活跃起来。琐罗亚斯德教的诸神之一米特拉神（太阳神），曾一度成为地中海地区普遍信仰的对象。在 3 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创建后，琐罗亚斯德教盛行于中亚各地，并取得了国教的地位。琐罗亚斯德教在公元 1 千纪中叶传入中国，其崇拜之神在南北朝时期被称为火袄神，曾得到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朝统治阶级的支持，其教阶制在中国汉地演化成祀官制度。古代后期是琐罗亚斯德教重新振作、兴盛的时期，并对这一时期新生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与摩尼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善恶二元论对形成基督教的原罪论、尘世邪恶论、自由意识论、末世论和拯救论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的婆罗门教，在经过公元前 150 年前后的复古运动以后，曾一度衰落。这一时期佛教虽被确立为印度的主要宗教，但婆罗门教仍受到统治者的宽容善待，从而使之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婆罗门教徒编写了许多文学作品，其哲学部派和宗教仪式也逐步完备。在 4 世纪笈多王朝崛起后，婆罗门教再度复兴，达到空前的繁荣，并在此前几百年积累的基础上完成了婆罗门教及后来的印度教的基本法规的编撰工作，不仅《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形成标准的文本，而且婆罗门教的哲学也得以系统化。然而在此过程中，古老的婆罗门教嬗变为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从一个只属于某一特定地区之特权阶级的宗教，变为拥有众多信徒的属于全印度各民族的宗教。

古老的犹太教与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天然联系，使得这一时期，即所谓犹太教的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 519—公元 70 年）后期到拉比犹太教时期（公元 70—630 年）前期的犹太教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以色列民族命运的深刻影

响。在第二圣殿时期充满战乱的 6 个世纪中，以色列遭受了巨大的民族灾难， 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切都使作为民族标志与精神支柱的犹太教显得特别重要。犹太教通过宗教经典《塔木德》，将犹太教的基本观念和礼仪定型化。在公元 70 年圣殿再次被毁之后，犹太教徒虽然流离世界各地，但以色列民族却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不仅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且通过保持其宗教特色而保持了其民族特色。与此同时，苦难的生活还在犹太人的心目中点燃了人们对弥赛亚（救世主）的强烈渴望，这种追求在犹太教中孕育出某些支派，其中一个支派演变成后来的基督教。

产生于沙门思潮的佛教，在经历了艰难创业与分头多极发展之后，借助大帝国的强大国威向东南与西北方向传播。在这一历史时期，佛教不仅出现重心的转移，而且其观念和组织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历史变化，形成了南传与北传二大佛教系统。一部分僧徒日益走向人世间，即使自身的生活世俗化， 接纳俗家男女为信徒，同时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生活。这种思潮从公元前 1 世

纪到公元 3 世纪逐步成熟，汇集成统称为“大乘佛教”的北传教派。而被“大乘”教派贬为“小道”的部派佛教，也以其保持早期佛教戒律严谨和秩序井然的特点，被冠之以“小乘佛教”（南传教派），直到公元 5 世纪初，该教

派在南亚地区一直占居主要地位。公元 4—6 世纪是佛教的黄金时代，在近乎孔雀王朝那样统一，经济文化相当强盛的笈多王朝时期，印度的对外交通继续扩大，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极好机会，特别是大乘佛教，以其适应能力强， 包容范围广，传播渠道多，发展速度快而得到迅速的传播与发展。在这一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经过两汉的沉浮与变化，佛教于魏晋南北朝之际在中国生根开花，外来佛教的各种思潮和典籍以空前绝后的规模涌入内地，四大译经集团的出现，不仅是内地文士与民众主动吸纳新文化因素的产物，也是佛教依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和民间信仰） 的结果。然而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儒、释、道三家争夺主导地位的论战和斗争。

在历史较为久远的各个宗教于传统和现实间徘徊、抉择的时候，公元前后出现的基督教则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一步到位”

——进入了世界宗教的行列。基督教起源于公元 1 世纪的巴勒斯坦，在罗马帝国后期流传于帝国全境。最初原是孕育在犹太教母体中的一个极端派。因其一神论的信仰、普世性的特点、强调以个人道德完善来获得神的拯救、简单易行、破除民族或氏族界限的宗教礼仪、无差别地对待一切信众的世界主义新面貌，很快就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国。在这一过程中，罗马帝国打破了过去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把过去依附于氏族的个人变成孤立无助的“羔羊”状态，为基督教的产生提供了发展机会，罗马大帝国的文化大冲撞大融合也为基督教提供了文化土壤。而基督教本身也在其发展期间，经历了由被迫害、被宽容到成为国教的三个阶段而成熟起来。然而基督教在政治地位上升的同时，也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分裂。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基督教内部已埋下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差异和政治因素干扰所形成的分裂种子。实际上，基督教从其诞生至今，始终处于不断完善、不断扬弃和孕育分歧、不断分化的张力之中。

在西方各族豪强左突右奔之际，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却上演着军阀割据混战的悲壮戏剧。由秦汉建立起来的大一统政治经济局面被打破，三国鼎立，十六国动乱，南北朝分裂，历时 400 年之久。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割据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延续（不像西方那样有较明显的断层）中有所创新，这也就为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道教创造了完善自身的机遇。较之其他宗教，中国道教的前史特别长，而且是由不同信仰因素和不同阶层的人士的混合产物。道教的理论准备早于其组织准备，最初由“为道者”制作“神书”，而后发展为系统的神学体系；受道书影响的下层民众在民间形成最初的教团，进一步嬗变为政教合一的农民起义军。汉末黄巾起义军的失败引发道教内部的分化变革，葛洪、寇谦之、陆修静等人致力于道教适应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生活方式的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促使作为民间宗教的道教转变为官方宗教。

在古代社会的条件下，一个地区、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以宗教为其代表性特征的。一旦某个宗教成为国家化的或广而大之成为世界性的，那么围绕它也往往会形成一种国家范围的、民族范围的、乃至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世界古代后期诸宗教的发展正是循着这样的规律，以不同的宗教文化为中心， 在世界上形成不同的文化“板块”，待后来的伊斯兰教问世之后，大致奠定了世界各地区文化传统与宗教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