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的斗争与融合

东晋南北朝时候，由于帝王贵族的支持和杰出道士改造，道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早期原始道教的不成熟和魏晋统治者投鼠忌器的态度，使道教的发展远逊于外来佛教的传播势头。在组织上和理论上已有近千年历史的佛教不仅为道教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使释道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佛教从东汉开始传入中国，与道教的形成几乎同时，但在东晋以前，佛教本身的势力还不大，对道教的影响更小。而自东晋中叶以后，一方面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道教间的冲突日益激化，另一方面它对道教的影响也日益明显。东晋扬羲炮制的《真诰》，已开始吸取佛教教义。至晋宋之际， 许多新出的道经，尤其是《灵宝经》，从形式到内容都模仿佛经，采用大量佛家术语，并把涅槃轮回，因果报应等佛教教义加以改造，成为道教教义的一个部分。

在中国古代早已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道教《太平经》中也有“承负”之说，即行恶者子孙将受报应。本来道教追求成仙，佛教宣扬涅槃灭度，即“佛法以有生为空幻，故忘身以济物； 道法以吾我为真实，故服饵以养生”。而在晋宋之际的道教经典中，虽仍以成仙成圣为最高理想，却已掺杂了不少佛教的涅槃轮转的说法，在许多《灵宝经》中都将即世成仙变为转世成仙，强调修仙的途径，不能单靠个人养生

度世，还要行善积德、舍身济物，甚至济世度人比个人的修道度世更为重要。比如在《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中，就假托葛玄对诸弟子说：你等所以未能修成天仙，而仅得地仙，是因为“子辈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己，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他人得道”。以济度他人作为修成高仙的重要条件，是神仙道教教义在晋末南朝的一个大变化。而且在进入南朝后， 以“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为宗旨的《灵宝度人经》成为《灵宝经》中最受重视的经典。

在许多《灵宝经》中都反复地讲说，人生罪福，皆由前世宿业所致，而今世作恶，又将报在下世。显然这是受到三世轮回，因缘业报说的影响。北朝寇谦之对道教的“清整”也可以看到佛教教义的种种影响。特别是道教神灵座次的排列系统反映了佛教的影响。本来中国人关于世界空间的传统认识，只有天地二个简单层次，而且天地都只有水平方向的延伸，即五方、九洲、九天，神仙的住所就在安放于天地之间的日月星斗、名山江海之中。然而按照佛教的说法，一切众生往来轮转的世界不仅有天上、人间、地狱等不同境界。各界又分为诸天，如天界有所谓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等等，修行者可依其修行功果达到不同的天界，直至超越三界，免去轮回之苦。在道教的《度人经》、《度命经》中也开始说到三界二十八天，《上清经》中又有三十六天之说，其中三十二天之上为“三清”天境，分别为仙、真、圣所居之天界，元始天尊居于三清之上、无上大罗天玉京之山，是诸天最高境界。三清境的说法后来又与三洞真经的分类说结合，并受佛教三身说

（释迦有法身、报身、应身）影响形成三位一体的三清尊神说。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在这一时期还引入了地狱的观念。陶弘景撰写的《真灵位业图》就是一部整理上清派所奉诸神的代表作，他按从上天至地下的次序诸神排列为七个阶层。

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使道教日益成熟与完善，在此时期逐渐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佛道的竞争与冲突也日益激烈。在南朝刘宋陆修静奉诏入京时，佛道之争已经开始。司徒袁粲（佛教徒）曾召集沙门学者集会于庄严佛寺，与陆修静辩论，对道教窃取佛家“三世轮回”教义提出诘难。大约同时， 宋齐间以著名道士顾欢的《夷夏论》为起因，佛道之间开始了空前激烈的大辩论。

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县）人；幼习儒家经典，是《上清经》的重要传人之一。曾撰作《真迹经》，整理杨、许手迹。他所撰《老子义疏》，也是南朝老子学之大家，主要以上清派无为养生的观点来解释老子《道德经》。

顾欢看到当时佛道二家的教义不同，学者们互相指责，便撰写《夷夏论》剖析二教的是非异同、高下优劣。他认为，佛道二教的起源并无不同，所谓佛教不过是老子入天竺化胡成佛之后才兴起的。但因华夷有别，圣人教化随俗，才使得佛道二教在具体的教义、礼仪方面有高低不同。所以，二者作为教化不同对象的器具，不能更换混用。就如同舟车都是交通工具，但舟只能渡江河，车只能行于陆地。因此，“各出彼俗”的佛道二教不可更换，因而， 中国人不应信仰与中国传统礼教格格不入的“西戎之法”。由于顾欢在论文中对佛教使用了许多刻薄的词语，因而招致佛教徒的强烈反对，司徒袁粲首先著文，曰佛祖诞降在老子之先，且道教与佛教一为入世，一为出世，无所谓“同源一致”。而且在人生最后的结局方面，佛优于道。虽中西风俗殊异，

也并不妨碍佛教的传播，亦不会导致混乱。继袁粲之后，其他佛教徒也纷纷发表议论，反驳顾欢，有些言辞尤为激烈，除宣称孔、老皆为佛的弟子外， 还极力贬斥道教的服饰、方术和斋醮仪式的鄙陋。接着又有道士发表《三破论》指斥佛家，语言刻毒，于是佛教徒又作《析三破论》、《辩惑论》等群起反击，二教的相互谩骂，一时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在中国北方，佛道之争于西晋末已见端倪，主要因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而引起的与沙门帛远的争论，到十六国北魏时期，经寇谦之改革，道教更为兴盛，佛道之间的冲突便日益激化。北朝的儒释道之争，由于民族矛盾的影响，与东晋南朝笔舌之辩，义理之争不同，常需借助皇权的力量，多次发生灭佛灭道的事件，最激烈的是魏初太武帝灭佛事件。

在二教相互攻击的同时，亦有许多佛教徒和道士们主张调和兼融。佛教徒朱广之在《咨顾道士夷夏论》中劝导双方不可各执己见，“徒知己指之为指，不知彼指之无殊”。南齐士族张融在《门论》中称：“吾门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之与佛，逗极无二。”梁朝道士孟景翼，曾与竟陵王萧子良对辩二教邪正，主张二教一致，后来笃信佛教的萧子良也承认“真俗之教，其致一耳”。这类说法，在南朝佛道二教中还有不少。经过南朝前期儒释道三教的激烈论争，至齐梁以后，主张三教一致，要求融合的舆论渐占上风。南朝帝王贵族，大多对三教兼收并蓄。梁武帝早年曾学儒信道，到了晚年虽舍道事佛，几次舍身出家，但仍然提倡儒家经学，尊崇道士陶弘景等人。

因此，不仅道教在教义、经典、科仪、组织、神灵崇拜等方面，大量吸收佛教精华，佛教对道教的修仙方术亦有所吸取，有些僧人把修仙作为佛修禅的阶梯，借服饵金丹之术治病济众。在道士之中，兼修佛道的代表人物是陶弘景。因其对儒释道三教都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而成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