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的佛教

西晋王朝虽实现天下一统，然各大利益集团（门阀）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残酷斗争自始至终。东晋干宝《晋纪总论》在评论西晋的社会风气与思想文化状态时概括说：“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 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西晋短命（仅 50 余年）而动乱的社会格局，既造成士阶层不拘一格的价值追求，又使下层百姓陷入苦难的深渊，而佛教则迎合上下各阶层的精神需要，在完成其中国化的进程中逐步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支柱。

西晋社会上层尊崇佛教的代表人物有皇室贵族中山王与河间王，士族官僚中有周嵩与石崇。周嵩笃信佛教，“临刑犹于市诵经”。西晋时期的佛教信徒已开始举办法会、持斋供养等，如三长斋月、六斋等，“凡斋日，皆当鱼肉不御，迎中（中午）而食，既中之后，甘香美味，一不得尝，洗心念道， 归命三尊，悔过自新，行四等心，远离房事，不著六欲，不得鞭挝骂詈，乘驾牛马，带持兵仗，妇人则兼去香花脂粉之饰，端心正意，务存柔顺”②。

宗教的生存与发展固然离不开上层皇亲贵族的支持和下层民众的“香火”，然而宗教若仅有旺盛的“香火”和权贵撑腰却不一定会兴旺发达。西晋佛教的重要发展在于佛教在中国不仅有了土生土长的血肉之躯，而且在于逐渐有了一个中国化的灵魂。在这绝非一蹴而就的脱胎换骨中，西晋时期的译经与注疏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西晋最有成就的译经家是竺法护，“其祖籍月支，世居敦煌，八岁出家， 万里寻师”。曾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学 36 种语言，搜集大量胡本佛经，他

一生往来于敦煌、长安之间，先后 47 年（266—313 年）译经 150 余部。其中绝大部分属大乘经典，如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和专讲佛的本生与菩萨本起的《佛说生经》、《普曜经》等。竺法护所译的佛经内容庞杂，既有“思想深沉的多种哲学流派”，如法身论、“色身论”、“心本清净”与“客尘所蔽”、“有想”与“无想”、“汝即是道”、四等六度、植众德本、菩萨十地等学说，又有“形式粗鄙的原始宗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晋社会中流行的佛教观念，同时也体现了竺法护的佛学主张。

西晋时期汉地译经家已具有相当水平和规模，如帮助竺法护译经的佛教居士聂承远、聂道真父子。聂承远参正竺法护的译经并自译《越难经》，聂道真除担当笔受外还译有《文殊师利般涅槃经》与《异出菩萨本起经》等。原藉河南的帛法祖曾多次与道士王浮争论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 他精通胡汉语，译有《弟子本》、《五部僧》等并注《首楞严》。除了长安之外，佛教译经活动在全国形成多处中心，如洛阳有法立、法矩和安法钦等， 仓垣（开封）有竺叔兰、无叉罗等，交州有疆梁娄至等。从总体上说，西晋时期的译经活动仍属于民间性质，译经所需资金与场所，系由信徒自己筹办，

① 参见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 4 章。

② [东晋]郗超：《奉法要》。

赞助人多为不见史传的地主或商人。从社会影响来看，以竺叔兰、无叉罗所译《放光般若经》和竺法护所译《正法华经》最为流行，对当时及后来的佛教发展产生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