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经支脉化

大乘佛教一开始就是在思想上具有多种倾向的集合体，这种张力虽然使其内部从未统一过，但却使它充满活力。另一方面，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 “佛典原是民众的一种创造，只要有这种需要和才能，随时随地都可以用佛的名义诵读和编撰出来”②。这种趋势在龙树、提婆之后越演越烈，在 2—5 世纪的这一时期内，除《法华经》和《阿弥陀经》之外，还形成华严经系、大集经系、唯识经系等比较重要的经系。

早在 2—3 世纪，华严经系的《兜沙经》、《本业经》、《十住经》、《渐备一切智德经》、《如来兴显经》和《摩罗伽经》等在于阗陆续问世，后被增扩、编纂成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强调“诸佛真法”是佛菩萨“法身”的本体，佛法高于佛身；强调普贤和文殊的作用，将普贤行作为菩萨行的范本，文殊则被说成是引导信徒实践普贤行的典范。在哲学理论上，

《华严经》用粗直的语言阐述了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提出

①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 123 页。

② 同上书，第 124 页。

一微尘能容一切法界、一切众生，无量佛菩萨世界均可纳入一毛孔中，即所谓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大集经》产生于 3—6 世纪，是大乘佛学与自阿富汗、于阗到敦煌一带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再创造的产物。《大集经》的突出特点，是吸取并融合各民族的多神崇拜，构成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

“尽管佛教历来都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他们只被当作轮回世间众生的一分子，严格地受业报法则制约，并不具有左右国运、祸福人生的特殊威力。

《大集经》彻底改变了佛教这一固有的鬼神观念。它把鬼神分为善恶两大类： 恶鬼以波旬为首，专门败坏佛法僧三宝；当善神不再护佑众生时，恶鬼就会制造各种灾难，甚至使人们互相残杀，国土城邑荒无人烟。善神都是佛教的皈依者，对一切佛徒起佑护作用，令恶鬼不得为恶。因此，决定人的命运的业力，已经退到微不足道的地位，更多地要听命于鬼神的摆布。”①

《大集经》所涉及的鬼神范围极广，可以说是“万物有灵”。既然如此， 如何役神驱鬼就成了佛教徒必须掌握的“技术”。《大集经》将咒术（陀罗尼）列为佛徒的必修课，与戒定慧三学并列为菩萨行的“四种璎珞庄严”， 而信佛的巫士则被提到菩萨的高度。

5 世纪前《大般涅槃经》已经形成，前 10 卷形成于印度次大陆的华氏城，

后 30 卷产生于中国西北文化的土壤。其总体精神是克服视涅槃为死亡的悲观论调与《般若》中观以涅槃为虚妄的虚无主义态度，提出“常、乐、我、净” 的“涅槃四德”（常指寿命无限，乐指幸福无忧，我指绝对自由，净指情操高尚），为佛教信徒提供了一种比较积极的、有所作为的处世态度。

关于“心造诸法”的观点在《华严经》中已露端倪，但经过《解深密经》、

《楞伽经》与《密严经》等将此观点详尽阐发，才使之成为唯识经系这一佛教中最庞大的哲学体系，并为后起的大乘瑜伽行派奠定了基础。无着与世亲是瑜伽行派的实际创始人，《弥勒下生经》既是北印度弥勒崇拜的反映与概括，又将这种信仰进一步推广，倡导行“慈心”者得报，可生于弥勒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