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角与太平道

汉灵帝在位的熹平年间，在河北巨鹿崛起一派由张角为首的太平道，并很快发展壮大转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宗教形式组织起来的农民起义——黄巾大起义。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载：

⋯⋯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 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连结郡国，⋯⋯遂置三十六方，⋯⋯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诸方一时俱起。皆以黄巾为标帜，⋯⋯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

道教各派的名称通常依其所据经典而定，太平道的酝酿，约起于吉、官崇的“太平清领道”；“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张角利用《太平清领书》中的某些宗教观念和社会政治思想，创立起一个庞大的道教组织。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其弟张梁、张宝自称大医。建立了以“方”为单位的教区组织， 大方万人，小方六七千人，为首者称大方、小方，各设渠帅总领其事。《后汉纪》称其“周遍天下，置三十六坊，各有所主”。并应《太平经》中“沉得天心意，使此九气合和，九人共心，故能致上皇太平也”和“道有九度” 的提法，道师持九节杖（类似权杖）。认为以此可理九人九气之事，可以节制宇宙万物，可以度人得道。

太平道初起时，奉事“善道”的“黄老道”，并以治病的方式传教。以符水咒说疗病，即用美酒合着“神符”吞下，对病者念咒以求除病。由于当时疾疫流行，人们纷纷求他治病，并因此而信奉其道。张角在灾情特别严重的冀州布道成功之后，就派出八个弟子到各地传教。

东汉之时，谶纬神学十分盛行，天灾人祸并行，人心思变，要求“太平”， 因而早期道教经典中关于“变”而达到“天下太平”的思想极为合乎许多人求助于神灵，以期带来“太平”的需要。一些宗教领袖亦对黑暗统治心怀不满，于是他们施其所长，吸引群众。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与土地分离的状况， 便于以宗教形式加以组织，并进而领导农民起来反抗。事实上，当时在张角率黄巾军起义之前，已有不少富于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活动。在光武帝建武年间（25—55 年）就发生过至少二起史称“妖巫”的造反事件。

到熹平年间（172—178 年），宦官集团在政治斗争中战胜了外戚和士人清议集团，控制了诸州郡的政治与经济，王朝统治陷入危机。张角借机发展势力，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流民纷纷响应，许多人甚至弃

卖家财，投奔张角。184 年（中平元年）由于有人告密，张角一派提前起义， 其规模与声势极大地冲击了东汉王朝。

以宗教信仰的神学理论和宗教的组织形式为民间百姓呐喊战斗，旨在推翻腐朽的统治者的，张角并不是第一人，但顺利地实现宗教组织形式到政治军事组织形式的转换，并引发波澜壮阔，声势如此之浩大的农民起义，张角却是第一人。在这一转换中，张角从宗教领袖一变而成黄巾起义军的首领， 太平道的徒众由“叩头首过”之士一变而为燔烧官府的斗士，张角在太平道称为“大贤良师”，在黄巾军则为“天公将军”、“黄天”；在太平道他们“符水疗病”，在黄巾军则为“黄天当立”而战。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固然在于朝政腐败与社会苦难，但从宗教本身的角度看，则显示出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之中，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民众疾苦、宗教与百姓求太平求温饱的要求密切相关的典型结果。

道教在汉代出现以后，即受到农民群众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影响，并积极地投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流之中。尽管太平道领导的黄巾起义被残酷镇压，五斗米道在张鲁投降曹操以后也受到一些挫折，但早期道教二大派别的理论和各具特色的实践都显示出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宗教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种信仰体系，它或受宠于统治者，或流布于民间，既能够成为辅佐君王的有力支柱，又能够成为摧枯拉朽的造反大军，无论是佛教的传人还是本土道教的形成，都与中国的大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统治者对之又爱又怕。中国社会宗教与政治的这种复杂关系，特别是统治者对宗教防范胜于利用的基本政策，使得中国的几大宗教从未像西方宗教那样获得国教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