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佛教初传中国，在姿态上依附于传统文化，并以儒道二家经典作为自己立足于汉地的佐证。但从三国时期开始，佛教与道教在宗教观上开始分家，

《佛教史》在总结三国到东晋这一时期佛教与儒、道的基本关系时指出： “佛教主有生必有死，以无生为理想，斥责道教愚惑欺诈；道教主养长

生，以‘不死’为目标，抨击佛教是‘修死之道’。道教还指责佛教为‘夷狄’之教，是老子出关用以教化不知礼仪的胡人的产物，不适用于文明的华夏；佛教则揭露道教行‘三张伪法’，败坏人伦，造反闹事。由此发展成纯宗派性的互相攻击，几乎历代都有。正统的儒家思想，始终是佛教广泛扩展的主要阻力。佛教在孝亲祭祖、奉上敬王等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和政治观念上， 完全服膺儒家学说，使佛教的基础意义，有了全新的变化，所以历来只有儒家对佛教的批判和佛教对这类批判的辩解，佛教很少表露对儒家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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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势自东晋以后发生变化，佛教在中国扎根、汉地僧侣知识分子也形成一定力量的基础上，开始对道教、道家经典及儒家思想公开贬斥。到南

北朝时期，三教互争高下，在思想界和政教关系上的冲突十分尖锐。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上的冲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表现为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慧远将“神不灭论”明确引进佛教的业报轮回体系，尔后受到慧琳与何承天的批评，至齐梁范缜以《神灭论》反驳神不灭论，提出“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量形亡而神存？”的质问。

佛教与传统文化在政治上的冲突，在北方直接表现为政权对佛教的控制。魏太武帝崇道抑佛、征兵僧侣。446 年太武帝至 长安，发现佛寺藏有兵器、财物和妇女，遂采纳崔浩的建议，诏令魏境悉坑沙门，破毁佛像胡经。魏文成帝即位后振兴佛教，以“僧祇户”和“佛图户”强化佛教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作用，很快又使佛教的发展滥无限度。周武帝尊崇儒术，多次组织辩论，最终于 577 年以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为名，正式宣布毁法，“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与此同时，道教也受到一定破坏，“唯有六经儒教独被存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