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佛教

三国时期的北方魏国对一切宗教活动（包括佛教）持反对的态度，但事实上在民间乃至一部分士大夫仍然信奉佛教，寺院、建塔、译经等活动从未中止。见于僧传的译者，有昙柯迦罗（译《僧祇戒心》）、昙帝（译《昙无德羯磨》）和康僧铠等，所译之经以戒律为主。在曹魏时期，北方佛教的重要发展在于汉僧讲经译经力量的形成，其代表人物为朱士行。

“初汉灵帝时出《道行经》，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故意义首尾， 颇有格碍。士行常于洛阳讲《小品》，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迎《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260 年）发迹雍州，

①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 127 页。

西涉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遣弟子弗如檀，晋言法饶凡十人，送经胡本还洛阳。”①

朱士行是汉地西行求法第一人，他的行迹说明汉地僧侣中已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汉族信徒对以前那种由印度僧或西域僧带来什么经就译什么经的状况已不满足，“而是按照中国佛教传播情况和社会风尚的需要，主动到西域以至印度寻求有关法典”。

位于华夏东南的孙吴政权对于佛教比较支持，著名僧人支谦与康僧会等均在此地受到礼遇并都有所作为，集中表现在译经和佛教音乐方面。支谦在孙吴期间共译经数十部，其中《大明度无极经》和《维摩诘经》最为重要。

《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的改译本，支谦在改译过程中一是将“原译的晦涩诘诎处”改得通畅可读，二是将原来的“胡语音译”改为意译。在中国佛教译经史的所谓“质朴”与“文丽”二派中，支谦属于后者，东晋支敏度赞扬他说：“才学深澈，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 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②。尽管支谦的译经被后人（如鸠摩罗什、僧肇等）指责为“理滞于文”、失于忠信， 但支谦所开创的译风实际上代表了外来的佛教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佛教通过调整自身来适应汉地老百姓、汉地士大夫、乃至汉地统治者的口味。这是一种双向的文化亲和或说文化认同，由此佛教逐步中国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支谦所译《维摩诘经》并非随意的选择，此经与《般若》的空观思想相通，玩世不恭、蔑视世俗观念是其特色。

“它认为，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入世间，解救众生，所以修道成佛不一定落发出家，只要证得佛教义理，居士也能出俗超凡；在享受“资财无量”的世俗生活乐趣中，就能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因为佛国与世间，无二无别，离开世间的佛国，是不存在的；“如来种”存在于“尘劳”（烦恼） 之中，离开“尘劳”，也就无所谓“如来”①。

《维摩诘经》高度的入世精神与灵活性使之在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阶层中，大受欢迎，其影响比《般若》还要深远，直到隋唐“其风犹酣”。

在时间上稍晚于支谦的康僧会祖居天竺，其父经商移居交趾，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自南而北传播佛教的僧侣。赤乌十年（247 年）康僧会来到建业， 孙权为其建“建初寺”，是为“江南有寺之始”。康僧会曾以孝慈、仁德、报应之道劝告性情昏暴的孙皓，并取得一定成效；还在佛教音乐方面创制“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这些成就使康僧会在江南佛教史中具有特殊地位。然而最能体现其佛教思想的，是他编译的《六度集经》。

《六度集经》共 8 卷，按大乘菩萨“六度”分为 6 章，编译各种佛经 91 篇。其宗旨在于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并以“儒家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的观点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又向前推进一步。康僧会把佛教的“悲愍众生”作为出发点，同时将孟子的“仁道”奉为“三界上宝”，他一方面要求“王治以仁，化民以恕”，另一方面又主张臣民可以“起而弃之” 那些“利己残民，贪而不仁”的君王。这种协调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努力、

① 《出三藏记集·朱士行传》。

② 《出三藏记集》卷七，《合首楞严经记》

①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 154 页。

这种“将佛教中的消极颓废因素改造成为可以容纳儒家治世安民的精神，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开辟了另一蹊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