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得知周总理一行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毛主席便赴列宁格勒。1950 年1 月 15 日抵达列宁格勒，当地领导隆重迎接，并安排毛主席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主席要直接去波罗的海。遵照毛主席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大海和陆地已被冰连在一起分不出界线了，冰层厚度在 1—1．5 米。这里可以看到十月革命时工人暴动的地方——喀琅施达特要塞。毛主席下车后在冰上踱步，举目眺望，激情他说：“这真是千里冰封啊！”又说：“我的愿望是从海参威——太平洋的西岸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从黑海边到北极圈，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苏联同志顿时活跃起来，欢呼，鼓掌，被毛主席的激情和广阔胸怀所感动。

在列宁格勒期间，毛主席参观了基洛夫机械制造厂，看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尔号巡洋舰、苏德战争中的防御工事，还参观了冬宫、沙皇的寝室、藏书室和客厅等。

估计周总理快到莫斯科了，毛主席就返回莫斯科。第二天，周总理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良，毛主席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山区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毛主席同周总理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这样，周总理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即可投入工作。

王稼祥到 200 公里以外的雅罗斯夫尔去迎接周总理一行。1 月 20 日周总理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比迎接毛主席的礼仪规模小些。周总理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国邦交的会商。”

周总理一行的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官、欧阳钦、柴树藩、程明升、王勋、聂春荣、罗维、常彦卿等。周总理住在另一座别墅，离毛主席住处较远。周总理一到就来见毛主席，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过了一天，周总理索性住到毛主席楼上的一间屋子，这样更便于同毛主席商量问题。

周总理工作很紧张，一方面要在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一方面要到李富春率领的一批人那里指导工作。正好这时孙维世从欧洲回国经莫斯科来看周总理，我建议孙维世留下帮助周总理料理生活，周总理同意了。

斯大林直接给毛主席打电话共三次。前两次是我接的，第三次是我正在克里姆林宫帮周总理工作之时，孙维世接的。因思想表达不够明白，斯大林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毛主席，还是问毛主席的打算和愿望。此时，条约虽在拟定，但是斯大林对谁来签约，仍不知毛主席的想法，所以又来一次试控，毛主席的回答是：“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里谈吗？！”我把原话译给了斯大林。 1 月 21 日，毛主席应邀参加了列宁逝世 26 周年纪念大会。中间休息，

举行便宴。这次斯大林的话不多。倒是贝利亚、马林可夫、莫洛托夫很活跃。先是贝利亚说：“我们都争先恐后地想到中国去看看，何时能实现我们这个愿望？”毛主席回答说：“表示欢迎。”贝利亚睁着大眼说：“这个回答够我们揣摸思索的了。”马林可夫说：“如果你不拒绝，我们就依次排号到中

国去旅游。”莫洛托夫看见这个场面轻松愉快，就建议把德国的格罗提猩也请来列席，斯大林立即反对说：“欧洲人离下开老婆，请他就得请他的夫人，一个女的参加到这个场台，说话不方便。”赫鲁晓夫坐在最边远的一端，只顾低头吃饭，他的姿态成了大家逗趣的笑料。

周总理在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 1 月 22 日，便随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主席提议中长铁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说： “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铁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将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 51：49，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第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定期轮换，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采取了西方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持的态度，同时也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还表现在于 3 月 27 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中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等问题上。斯大林去世后，1954 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取消了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苏方提出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地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赤塔、海参崴两处勉强设立了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设立领事馆。

在 1 月 22 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 “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怕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槁一个吧。”

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条约的名称，也按周总理的建议，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改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条约》。

在条约和有关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告，《公告》指出：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

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 1945 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音手中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在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已搬走了大量的装备）。

《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 1945 年 8 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刘少奇访苏时已表明，我们承认蒙古独立。

一次，毛主席、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在交谈了若干问题后，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立即就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力谈论人家的命运？”总理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斯大林好似放下一块大石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

最后以两国公告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会谈中还提出了如何对待苏联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和新疆）的侨民问题和苏方向中国移交在新疆的一批武器弹药的问题。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有效年限开始谈定是 20 年，不知后来怎么

变成 30 年。翻译时，我曾间主席，他说：“原来是 20 年，不知什么时候改

为 30 年。”看来，他并不看重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