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莫斯科

两三天后，周总理又飞返莫斯科。这一次是进一步确定我们的方针，对策和中、苏双方参加的人员以及如何合作等。

关于人员组成，莫洛托夫介绍了他们自己的作法供我们参考。他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到少有一百二十人。我国当时同英国刚刚略有接触，同美既无外交关系也完全没有贸易、文化交流和外交上的任何来往关系。但我们的代表团也要包括各方面的人才和干部，只是在人数上略少于苏联，但也有一百余人。

商量之后，周总理再次返回国内，向中央汇报和组织代表团。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周总理。在宴会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总理劝酒。周总理饮酒过量，加之赫鲁晓夫等人同周总理拥抱、旋转，周总理因肝脏有病，不宜饮酒，又因疲劳过度而呕吐。见到这种情况，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无所措手足，只有莫洛托夫一人陪同张闻天，把周总理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 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在不久以后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

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 8 号公寓，总理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我们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 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的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八点左右，总理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胀。接着他就问我：“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 1928 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地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没有！确实没有！”总理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我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八时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总理。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长途跋涉。总理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总理启程回国我没有跟他回国， 留在莫斯科等候他。

总理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4 月 21 日，周总理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

高昂，谈笑风生。我们到机场迎接他时，他对我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起初我不明白总理指的是什么，谈完后，我想了一下才明白。我不以为然地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

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总理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这回周总理在莫斯科又逗留了两天，除协调双方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同总理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忐明（化名丁国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