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鬼”迹

康生在毛主席面前洗刷了自己，但觉得还很不够。1942 年初，西北局召开一次约百人的高干会议，会议的任务本是讨论、推选，通过七大飞表，然而会议期间．康生突然出现了，并要求在会上发言他讲话长达两个小时．却与会议的任务毫无关系、他讲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打击、压制、排挤、凌辱、限制，甚至给他造成了无法活动、不堪忍受的环境， 以致后来他被逼病了，神经夫常了。如此等等。尽管他自己讲得慷慨激昂， 听众却没有被感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编造得太离奇，不近情理；另一方面是因为西北的同志对共产国际方面的情况都不了解，所以听不懂。而康生选择的正是这样的对象，他只要给他们一个康生与王明不合”的印象便足矣， 他们还可以替他宣传。我当时时他这一大篇谎言意图虽摸不透，但时他大言不惭，谎话连篇，感到愤懑。会后，我和他一同回杨家岭，边走边谈。我对他说：“你今天的讲话很新鲜，有很多新内容，人们多半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在中央机关也讲一次？”康生“哦，哦⋯⋯”两声。吱吱唔唔不回答，这是我意料之中的。我实际上是将他的军，因为中央机关的同志对他和王明知者甚多，他的谎话不灵。我仍不放过，又逼问了一句：“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请弼时同志批示一下”。这时他不能不回答了，但回答很滑头。他说：“现在不要提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任弼时在中央分管西北局的工作，我当然把西北局高于会议的情况如实地向他作了汇报。当他听了康生的表演之后，一向沉着稳重的任弼时。也冷笑了一声，表示惊奇。

1940—41 年间，有一次，我同陈郁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详细地了解了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一位女护士给我们讲解，她对医院情况很熟悉。参观中，她把我们带到一间十分宽敞、豁亮的大厅，里面用布帘隔成几间，其中的一间摆着一个大槽，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 30 余岁。临时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还未作用”。他又接着说： “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听了颇觉诧异，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 “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之令人毛骨悚然，不禁要问： 康生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即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可以由康生个人定罪、判人死刑和决定行刑的方式么？！别人不敢，康生敢！ 他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正是钻了法制不健全的空子。

延安那时有一位知名的同志蔡子伟（离休前往全国政协委员，健在）， 他曾无缘无故被康生关押近十年。康生 1937 年回国不久，就借反右之名，把他关押起来。1943 年，我们建议将此案重新审理，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恰当处理，但是康生不同意，他决定继续关押，只是未敢杀害。

又如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级，1939 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其时只有十六七岁，仅仅因为她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又是大地主、伪华北行政区主席王克敏的侄女，康生便把她当作特务关押起来。1943 年我接她的案子时，她己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 5 个春秋。我找她谈话，我问：“王克敏和你是什么关系？”她说：“我叫他叔叔。”我又问她：“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她对这个问题显得有些茫然，说：“我

来，他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到延安来？” 她说：“听同学说延安好，到延安来为了救亡。”我再问她：“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回答：“不知道。”经审查，她并不是王克敏派到边区搞间谍活动的，从她的性格、能力和知识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担负这种任务。于是我们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然而康生不同意，尤其是曹轶欧在旁极力阻拦，不让释放。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

匡亚明同志（离休前任南京大学校长）于 1928 年前后在上海时，曾与康生有过工作上的联系。不知何故，康生暗中指使特科人员去谋杀他，枪击了匡亚明，幸未击中要害，死里逃生，经医治痊愈了。康生于 1937 年回到延安以后，匡亚明得知，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党工作。于是他来到延安，找到康生。从此，他便陷入了罗网。康生先是赠他一首侮辱性的诗，诗曰： “故人不相见，相见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然而匡亚明要到别处去工作，却不放他走，而是把他安置在康生自己身边，勉强给了一个政治秘书的头衔，却不让他做实际工作，更不允许他接触重要文件。匡亚明曾向我吐露过他在工作中的苦恼。我也曾问过康生那首赠诗的含义，他吞吞吐吐不能回答。到了“文化大革命”，匡亚明所受的苦难，更是难以言状了。 1944 年初，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陕甘宁边区四名嫌疑犯外国

人，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区， 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被押送到延安后，康生命保安处把他们关押起来， 不许他们前行。直到 1947 年初，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又把包括这四名外国人在内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后方永坪一带。康生从瓦窑堡经永坪到山西去时，在行进中顺便指示保安处将这批人连同王实味一起处决了，处决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个枯井里。胡宗南的部队到达后，发现了这些尸体，也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尸体为何许人。胡军便将尸体拉出来陈列示众，大肆张扬了一阵。由于此事对我军的声誉和影响极为不利，彭德怀极为不满，大发脾气。接着中央的周恩来、陆定一，西北的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同志对此事都作了批评和指责。保安处长周兴只好自己承担责任，受批评，挨斗争。而真正下命令的人康生却装聋作哑，似乎全无责任。

“文革”中，康生操纵一部分红卫兵，揪斗当时在北京养病的山西省省长王世英，不拿出任何证据，只说“王世英是坏人”，便把他残酷地活活打死。而置王世英于死地的真正原因，却是王世英对康生在上海时的劣迹和罪恶行径太了解了，所以康生惜此机会杀人人灭口，掩人耳目。

原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刘海宾是长征老干部，又是残疾，解放后任西北工学院党委书记。“文革”中，康生对西安来北京的学生代表们说：“刘海宾是老特务，是叛徒，要查清”。学生们回去后对刘批斗了一个多月，却找不到任何疑点。学生代表二次来京，向康生要证明材料，康生却矢口否认了自己讲过的话。学生代表虽然感到茫然，却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康生在“文革”中是置身于“保护圈”里面害人的。康生干了一辈子坏

事，在党内数十年，一直干着危害党的勾当，然而几乎步步、件件都能得逞， 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