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席和他的战友们

主席很注意团结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反复讲过对敌要狠，对己要和。张闻天的理论修养较高，在党内也有威信，但有些书生气，对许多原则

性问题的态度，有时不够明确。王稼祥相反，对问题态度明朗，是非界线鲜明。在遵义会议上，正是他投了关键性的一票，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平时主席很注意团结他们。中央的 5 位书记都住在枣园时，就请张闻天也注在枣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有时也请他参加。整风时，请王稼祥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还请他担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指导主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成立时，主席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以示重视。不过王稼祥当时表现得对这项工作热不起来，我作为他的第一助手，向他请示工作时，他大多不吭声，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就一直未能开展起来。主席总是请他们参加一些重要的座谈会，出席中央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不仅对他们如此，对他们的下属如中宣部部长吴亮平等，也常吸收列席政治局会议。至于对他们的生活，更是关怀备至。

曾经对遵义会议不理解，顶得很厉害的是凯丰，但主席对他也是很注意团结的。1937 年底，王明到了武汉，武汉的中共中南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 4 人。王明阴谋搞第二中央，凯丰坚决抵制了，主席对这一点也是记在心里的。1942 年主席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主席让凯丰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主席由于对某项工作的重视，也往往表现在对干部的态度上。皖南事迹后，国共关系降到抗战以来的最低点。1942 年 1、2 月，林彪从苏联回国，主席要他先不要回延安，径直从西安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做点统战工作，以求改善国共关系，这是主席的一个策略。他认为林彪具备做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一，他是蒋介石在黄埔时的学生；第二，他又是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役大捷的指挥员；第三，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有国际和苏联的背景。我当时不能理解主席这一决定，曾向主席提问，主席不便多作解释，只是坚持这样做。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那是因为如果林先回到延安，然后再去见蒋，蒋会生疑，认为他是代表中共说话的。林彪在西安住了较长时间，主席不断打电报或捎信让他安心住着。林彪完成使命回到延安的那天早晨，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期而遇，便一同下山。他边走边对我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我听了心中一动，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归来，恩来、粥时从苏联归来，主席都没有去迎接，何以亲自迎接比他们地位低得多的林彪？我随即说：“我也去接。”主席惊讶地问道：“你认识林彪？”我说：“他在苏联养病两年，我经常照顾他，替他解决问题。”

我们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大卡车才到。林彪一下车，主席迎上去同他热烈握手，林彪转身看见了我，把另一只手伸给我。主席一直握着林彪的手回到窑洞里去，我觉得这好象斯大林曾经拉着一位红军将军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吩咐伙房为林彪备饭，又让林彪在杨家岭靠近他的地方住下。

1942 年 8 月，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到西安会面，中央出于安全上的考虑，

认为毛主席不便去，于 10 月 7 日仍派林彪去重庆。这一次蒋介石对林彪的态

度大变，于 10 月 13 日见了林彪一面之后，就不再见他了，而且不准他和周

恩来离开重庆。直到 1943 年 3 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他们才得以回到延安，那

是同年 7 月 16 日。临行前，蒋介石又见了林彪一面，做做样子。

相比之下，主席对李立三是比较冷淡的。1946 年初，李立三队苏联回到东北。5 月，他利用参加东北三人小组和平谈判的机会飞到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他给我打电话，要求见主席。我考虑到他和主席都是湖南人，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在一起从事学生运动，是多年不见的老相识；再者，李立三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第一把手，自 1930 年出国至今，才第一次回到中央，于是自作主张，替主席很痛快地答应了，说“可以，待安排好后即通知你。”

我去请示主席，想不到主席淡淡他说：“好啊，他在哪里？”我回答后，他又说：“明天上午见他吧。”当时主席住在王家坪，李立三来到时，主席什么准备也没有，只是招呼勤务员：“客人来了，倒杯茶。”见面后，主席平淡地说：“你回来了，也好。你在东北的情况怎么样？”李立三是满腔热情，看样子是一心想好好汇报汇报，以便主席了解自己的情况，但看见主席不怎么爱听，也就讲不下去了，主席心中有数，不能让李立三激动。更奇怪的是李立三穿一身美国军服（美国给中国的“救济物资”），还得意洋洋，主席看见很不高兴，事后吩咐后勤部发给他一套干部服。

主席看人不仅从大处着眼，而且也注意一些具体小事，诸如观察你的衣着、表情、言谈举止等，透过这些现象，了解你的内心活动、思想、感情、品德、性格等。比如，我在国外呆久了，养成了说话时好打手势的习惯。西方人认为打手势可以加重语气，主席去不以为然，他认为年轻人在长者面前、在上级面前，不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也就努力改变这种西方人的习惯。

主席和我闲谈的时候较多，但从未讲过对任何一们政治局委员的看法。政治局开会时，他最重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善于启发引导展开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他善于吸收大家意见中的有益成份，并在自己头脑中加工。所以他起草的文件、指示和电报等，各委员很少提出修改意见。这种把各方面有益的东西迅速而及时的吸收过来，经过自己头脑的加工，再用来指导革命和建设，实在是主席最高超的本领！他也常常教导干部们都这样做。

主席很重视地方干部，他讲过“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也要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成长，否则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他特别讲到：“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刘志丹牺牲之后，毛主席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大家说：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了，按资历就数高岗了。当时高岗在内蒙工作，主席把他调回来负责西北局的工作。其实高岗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有限，特别是他品德不好，但主席当时并不了解这些。

高岗但任了中共西北局书记后经常向主席汇报工作、反应情况，还算格守职责。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他也向主席反映这些作法过激，主席都是很重视的。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高岗急急忙忙跑到东北去“工作”，接着但任了东北局第一副书记。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他是一心想过大城市生活，追求享乐，而把大西北丢下不管了。到了全国解放以后，高岗更加放肆，忘乎所以，主席对他的看法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