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抢救运动”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对，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除了 22 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

《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事情是如何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毛泽东的窑洞呶呶嘴说： “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作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好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他又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后又转入审干，他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42 年 5、6 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 年 3 月 12、13 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 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 月 27 日——6 月 11

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陈传纲）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人风”。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也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信我都看过。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康生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到潘芳和宗正。从 8 月至 10 月，对他们先后开了 72 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集团”。

同年 10 月，在中央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特务（后来得到甄别平反）。

11 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

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还不到 20 岁。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天七夜，最后还以假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已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入，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特务）。樊不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红旗党”、“红旗政策”，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张克勤是“特务”这件事，谢老（谢觉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好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