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情报工作的合作情况

1940 年我们回到延安时，康生已经是社会部部长，驻在枣园，苏联军方情报组也驻枣园。这块地方，被康生弄得异常神秘。也许他的用意是为了替苏联情报组保密，但苏联人却认为康生对他们封锁，监管大严，把他们与外界隔绝了，表示不满。由于这些苏联人都是现役军人，人数也不多、所以 1942 年以前，他们基本都是到前方去了解战争情况、搜集情报。他们想问题狭窄而单一，仅仅是了解军情，搜集军事情报。其中一个姓伊万诺夫的团级干部在华北了解敌情时，常常以军事专家的姿态指手划脚，批评这个，指责那个， 认为我们的作战方法太原始、落后等等。对这些情况，毛泽东了如指掌。这个伊万诺夫于 1942 年春从前方回到延安并回国。回国之前，他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告别。毛泽东利用他辞行的机会，批评了他，大意是：我们一切都落后，对我们的一切你们都看不惯，但我们却能胜利地抗击数百万敌军，而且能使自己的军力成倍地增长和加强！自以为是的伊万诺夫受了批评仍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此人回国后不久便牺牲在苏德战场上。

1942 年初，苏方为加强在东方的情报工作，派来了以基斯连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来到延安。事先是否同中共中央协商并得到同意，我不知道，以基斯连科为首的七八个人到延安后，毛泽东为他们设宴洗尘，但第一次谈话就很不愉快。基斯连科摆出一副首长的架子，向毛泽东介绍了他们成员中每个人的姓名、专职、军衔等，也大致介绍了他们的任务。毛泽东开诚布公地提出：要搞好这项工作，最好两家（苏共和中共）合作，事情才能办得更好。合作的办法是：你们出钱，拿出技术来；我们出人出力，两家合作，工作就能较顺利地开展，也能做出较好的成绩来。得到的情报，两家分享，共同使用。毛泽东的这一番话，那七八个人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谈话自然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不久，他们正式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情况，他们的人员也就不得不撤走，只剩下斯柯瓦尔佐夫、西索夫等人作些联络工作。

（这里顺便提一下：时隔 8 年之后，1950 年 1、2 月间，即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在一次只有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三个人的交谈中，斯大林提出了在情报工作上同我方合作的要求，而合作的条件，正是当年毛泽东提出过的条件，甚至表示十分迫切。中方没说什么，仅仅表示同意，具体方案由专门人员去协商、制订。这里要说明的是：八年前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时， 他们不同意，因为认为我们革命前途未卜，而 8 年之后，同样的建议由他们提出，就成了正确的了，因为我们已经胜利了。这又一次说明，我们自己的事情要有自己的主意。毛泽东批评王明“对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替别人想得太多了”，实在是入木三分，太有教益了。）

孙平是 1942 年 5 月被派来延安的。此人原隐身于苏联驻兰州领事馆里做情报工作，跟他同来的，有一位外科医生阿洛夫（特级外科军医）和报务员尼古拉·葛梅尔。此后，他们的情报来源，完全依赖于我们。经毛泽东同意， 孙平可以同社会部、八路军总部和新华社直接联系，也同各部委、西北局、边区政府等许多单位直接联系。因为他有一定的中文水平，所以也到绥德、晋西北等地去活动，直接与群众接触，了解情况，据孙平自己讲，他得到博古的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国内、党外、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

脉，较好地掌握了形势动态。此活他讲过多次。但事实上，毛泽东给他介绍得最多、最系统，在苏方人员中，他是听毛泽东谈话最多的一个。1944—1945 年问，毛泽东每隔一周或两周，有时一周两次找他长谈，每次谈话都要花三四个小时。

毛泽东同孙平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我党自成立以来，各个革命时期的形势变化，各个革命阶段党内的意见分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党的路线正确与廖误，而且重点阐述了宗派斗争——总的意思是：小派别活动发生过影响，但未起过决定作用。我正是在替他做翻译的过程中，系统地了解党史，我很幸运地亲聆了毛泽东讲授“党史课”，可是孙平到底学到了什么？不知道。此外，毛泽东也谈了国内形势、抗日战争的根本策略、战略和政策，同国民党的复杂关系和斗争策略等等。这种谈话一直持续到党的“七大”召开的前夕。

我感到苏方最关心和最不安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七大”何时召开，如何开法？二是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早就做好了安排，并把“七大”召开时间和议程等都给孙平作了介绍，并邀请他列席“七大”。孙平也确实列席了“七大”的各次会议，而且每次会后都做日记。至于同美国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美驻延安观察组、与美大使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的往来，以及接待外国记者等），毛泽东每次同他们接触后，都把交谈要点告诉孙平或阿洛夫。但他们二人能接受和理解多少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