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七大”代表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时，我曾帮助他工作，1940 年回国后，我任他的秘书。此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包括对代表资格的审查。

由于斗争形势的艰苦复杂，各地代表来到延安十分不易，所以从 1942 年起，便有代表陆陆继续来到延安，大部分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等候开会。

1943 年 5、6 月间，“抢救失足者运动”已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开花，“七大”代表中已有半数人“有问题”。到了 1944 年初，任弼时告诉毛泽东这样搞法不行，“七大”还开不开？难道和“特务”一起开党的代表大会？这样才把党代表中的抢救运动停了下来。

这些代表中究竟有没有问题？

1942 年中期，从湖南来的代表中有一青年姓米，人呼“小米”，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人较机敏，那时中央办公厅需要人，就把他调来杨家岭、后来发现他说话不对头，学文件时，他总提出错误路线谁负责的问题，负责人找他谈话。他承认他变过节，答应了作暗藏的特务，那时并没有逼他。

河南省委书记×××，山东人，在延安期间同我有来往，任弼时同我一起审查他的代表资格时，我认为他有问题，因为他被捕后很快就被释放了。任弼时说我神经过敏，通过了。待“七大”开过之后，他向中央但白，承认自己“失足”过，但没有干坏事。

××，山东省委副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突击”过，组织上不了解， “七大”当选为候补委员，他也向中央作了交代，并要求取消他候补委员的资格，中央同意了。

×××，福建省某地委书记，青年，也是“七大”后自己坦白的，可他瞎编了一套与特务作斗争的故事，也被取消了候补委员的资格。

还有个纪西，是河南豫西的代表，也被敌特“突击”了。他一直伪装， 我们还重用他，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打通西部通往苏联的道路，他一到甘肃， 便携款逃跑了。

以外，还有几个有类似问题的人。

以上说明在错纵复杂的斗争中，与敌特的斗争的确是存在的，但绝不象所估计的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