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主席和儿子毛岸英

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他们的孩子毛永福（岸英）、毛永寿（岸青） 是人们所熟知的。从现在展出在杨开慧烈士纪念馆的照片看，杨开慧蒙难前夕和孩子们的合影，除了她膝前的永福、永寿以外，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 这婴儿大概是随母亲同去了。

开慧牺牲时，毛泽东已经上了井冈山，撇下永福、永寿二人。哥哥永福八九岁，弟弟永寿五六岁，哥哥照顾弟弟，二人相依为命。而敌人是要斩草除根的，一时也无人敢收养，他们到处流浪。地下党组织设法找到了他们， 并把他们送到上海。在上海，他们卖报、拣破烂、给人打扫房子⋯⋯，勉强维持生活。

上海地下党为了使他们能受到教育，也为他们的安全计，又通过许多关系把他们送到上海基督教会。牧师董建吾可能有觉察，但并不真正知道他们的身份。

两个孩子在教会受到百般虐待，被强迫干力所不及的工作，干不了，就拳脚相加。永寿（岸青）更小，更不会干活，因而受到的摧残更严重，他的脑神经就是在那时被打伤而致残的。

显然，此处也不是久留之地。1936 年党组织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委托法国轮船上的熟人（据说国内方面是张学良与董健吾疏通的）把两个孩子带到了马赛港。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康生亲自到马赛把他们接到莫斯科。康生为自己的资本增加了一点积累，另当别论。

永福、永寿到了莫斯科即被送进国际第二儿童院（即莫尼诺儿童院）教养，这时已是 1937 年了，同年底，王明和康生等都回到了延安。

1938 年 3 月，任弼时同志到达莫斯科，接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

作。同年 8 月我找到任弼时同志要求回国，一时未获批准，却派我到国际第二儿童院任副院长兼教务长之职。上述情况，便是我到任后同永福、永寿的接触中了解到的。

永福、永寿到了国际第二儿童院以后，都改了名字，永福的苏联名字叫塞尔盖伊，中国名字叫岸英；永寿的苏联名字叫亚力山大，中国名字叫岸青。

该儿童院经过整顿，准备专收中国儿童，后因盛世才的背叛，国际通道中断，大批孤儿未能去苏。

岸英和岸青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分的习惯，到了苏联，仍继续隐瞒，起初对我也没说实话，谈到毛泽东时，他们也直呼其名，以示他们和他没有关系，我向他们说明我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同时知道儿童院每一个孩子的身世，告诉他们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在这里什么都不需要隐瞒。就这样，他们渐渐生活得舒展了。

儿童院的孩子不多，只有四五十人，但年龄从三四岁到十六八岁都有， 文化程度自然也是参差不齐，很难进行教学。于是设法把他们送到苏联的各学校适合的班级，儿童院只管他们的生活。

有一次岸英无意中谈到一个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只能由无产者领导，并流露出毛泽东是无产者的意思。我又不得不同他进行认真的交谈，向他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无产者，却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伟大领袖的道理，他终于领悟了。

我把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安排就绪之后，仍回共产国际帮助任弼时同志工作，在儿童院时间虽然不长，但和孩子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以后，岸英很快报名入伍，在军队中，他进步很快， 两三年后即获得上尉军衔。回国时，他就是戴着这个军衔见父亲的。他在军中自然也是受到多方保护的，没有让他担任过艰险的任务。

1945 年，毛主席从重庆谈判归来，健康状况欠佳，斯大林派两位医生来给毛主席治病时，毛岸英也同机回到延安。苏联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毛泽东带着病体，亲自到机场迎接孩子。他的心情，可以想见，但他绝不流露在表面上。至于岸英，历尽十几年的磨难，即将投入父亲的怀抱，其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天我和他再次相见时，他竟象是初次遇见我似的，可见他当时除了父亲以外，一切都视而不见了。

岸英回到延安的最初一两天是同爸爸一起用餐的，接着，毛泽东就止岸英到食堂去吃饭，第一餐是工作人员领岸英到中灶食堂吃的，饭后毛泽东问他在哪个食堂吃的饭？岸英如实回答了。

毛泽东说：“你对革命有什么贡献？”又让他到大灶和战士们一同吃饭。大家看着都很心疼。孩子固然应该锻练，但生活条件一下子发生如此巨

大的变化，会吃不消的。我自己深有肠胃不适应的痛苦感受，很想让岸英同米大夫一起用餐，但不便这么办，也不矛说。

陕甘宁边区那时已经颁布了婚姻法，规定男满 20 岁、女满 18 岁方可结

婚。岸英已 20 岁出头，在苏联开放的中活过惯了，和女孩子接触中，总引起周围人的议论，尤其是江青，最爱在主席面前说三道四，使毛泽东很烦恼。岸英很快钟情于一位姑娘——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他向父亲报告，要求

准许他们结婚，父亲问他：“姑娘多大岁数了？” 他如实回答说：“差一两个月就 18 岁了。”

父亲说：”这不行，一天也不能差？你应该知道，政权是我们的，婚姻法是我们订的。如果我们自己订的法律，自己不能执行，还怎么要人民去执行呢？一句话，就是一天也不能差！”

岸英只好服从了。

这已是 1946 年春季。接着，他又让岸英到农村去劳动锻练。10 月间返时，已是为准备胡宗南的进犯而开始疏散了。

在中央转战陕北期间，留在莫斯科的岸青间或给爸爸写信来，毛泽东拿着岸青用俄文写的信，不得不让人到处找我给他翻译，甚觉不便，不觉说道： “他为什么不用中文写信？”我说他中文没有俄文学得好。

到了西柏坡，毛泽东对岸英还是严加管教。其具体原因和内容不得详知， 但有一次，岸英可能是受不了了，从爸爸屋里出来，跑到一间无人住的空房间里，硬梆梆躺在床上，又吼又叫，又哭又闹，手握成拳头，胳膊腿直挺挺不打弯。毛泽东害怕了，找到我，却又是小声告诉我，要我找米大夫给岸英看病。米大夫拿着小锤、钎子来到岸英床前。用钎子在岸英脚一划，他的腿立即躲闪，反应灵敏；敲敲膝盖，也正常。米大夫向我挤挤眼小声说：“给他爸爸撒娇哩！”然后向岸英用俄语说：“谢廖沙，起来，别耍死狗！”这病就这样治好了。而毛泽东却装作毫不关心的样子呆在自己房间里。

1949 年 11 月毛泽东访苏时，李克农负责护送到边境，为到边境与苏方交接时的方便，李克农带了毛岸英同行。我陪着毛主席，他们在后面车厢里。我并不知道岸英在车上，但毛泽东知道。而且想得很周到，他怕岸英临时要

跟他同赴莫斯科，别人不好拒绝。所以他要我去告诉李克农：到边境交接工作办完了一定把岸英带回去。我照办了。他做了预防工作。

毛泽东在莫斯科两个多月，竟没有让在莫斯科的儿子岸青和女儿娇娇来看他。我也有一双儿女在莫斯科，我很想见，只有一天有空，我请假看了孩子。毛泽东就是不见孩子。

岸英参加了抗美援朝，彭德怀把他放在自己身边，为的是便于管理和照顾。然而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开始，有人主张暂时对毛泽东隐瞒岸英牺牲的消息，但彭总认为不能隐瞒，他亲自回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噩耗。毛泽东听了以后，呆愣了好一阵子，然后说：“他是国际革命的烈士！” 这话实际上是给彭德怀宽心的。

毛岸英，一个纯洁的青年，他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撒尽了自己一腔热血！

在毛泽东的亲人中，岸英是第六位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人！

毛泽东访苏后不久，岸青回国了。回国后跟一个搞翻译的人一起工作。此人俄文很低，在翻译工作上，岸青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可是稿酬却被那人独吞了，或者只给岸青很少一点。对此人我也曾大大领教过。岸青向爸爸谈到自己的遭遇，毛泽东听了异常气愤他说：“他竟欺负一个残疾人！那里还有共产党员的气味？！连人格都丧失殆尽了！”因此，毛泽东建议开除其党籍。但此人却受到另外一些人的包庇而不了了之。

毛泽东东对亲人有着深沉的情感，但原则性极强。这里叙述的仅仅是我亲知的一小部分。

毛主席，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心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那敏锐的感知、刻苦的求索、准确的判断、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知人善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常想：要是没有毛泽东的领导，中国不还要在黑暗中徘徊摸索多少？！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列宁说得好：“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是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