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保安处

整风学习中，中央号召干部下基层锻炼，我自认为在苏联 15 年，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所以更需要下基层。我觉得保卫工作能接触各种人，能了解干部和中国的社会，就向任拐时同志提出到保卫部门做实际工作，他同意了。于是 1943 年 1 月我被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任局长。调去之前，康生找我谈话，他认为西北的干部不纯，要我到西北局去成立一个社会部，想把我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搞西北局的“肃反”。虽然当时我对他的意图并未看破， 但我认为西北已经有了个保安处，不应该再另搞一套，没有答应他。但他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是搜集敌方情报的中心，所以实际工作还是要听他的。保安处处长是周兴，他每天晚上都要听康生给他的电话指示，然后通过我去执行

（一局是保安局，二局是治安局，三局是行政局，所以保安处的对敌斗争全部在一局）。

这年 4 月的一天，床生要周兴和我带了边区干部中坐过监狱和“历史不

清”的名单去见他。康生在名单上圈了 200 人，叫我们把这些划了圈的全部抓起来，我粗略看了一下，名单中有“师树德”的名字，我随口说出“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抓过名单，把师树德的圈抹去了，我说：“有问题应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手一摆，嘴里“嗯嗯”着， 然后在“师树德”名上点了一点（这是送行政学院审查的记号）。我有点茫然，也有点疑惑他打的圈是有根据还是随心所欲？于是我问：“这些人都有材料？”康生回答得很干脆：“有材料还要审问？”这似是而非的话，倒使我哑口无言。我想了一下又说：“一下抓这么多人，保安处容纳不下。”他说：“想办法！”我们领了任务，向下布置执行。

康生下令大肆捕人之所以得逞，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4 月份，蒋介石把他部署在晋西南的部队全部撤到陕西韩城、宜川、大荔一线，并声言要进攻陕甘宁边区，“因为中共不听话”。后来知道蒋介石这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逃离抗日前线，又要掩人耳目而放的风。但当时中央分析：蒋介石这一动作，可能是同日本搏和的一个步骤，便紧张起来。边区人民也群情激奋，到处集会，声讨蒋介石降日反共的罪行，表示坚决保卫边区的决心，还把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请到大会主席台上，让他看看边区人民不可侮！

康生利用了这样一个时机，借口“为了整顿后方，清理阵容”，把“不可靠”的人都抓起来。于是延安一夜之间抓了 260 人，中央社会部也抓了 100

人，绥德专区抓了 100 人，关中也在抓人，以后还在扩大。

大约 5 月份，我又领命到绥德收拾那里的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