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钻营

对于康生其人，我原来并无意深究，对他干的坏事，也是孤立的看待，认为是偶然的。只是在他于了无数的坏事，陷害了无数的好同志之后，才引起我的深恩，并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和我所知道的他的行迹联系起来思索—— 他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鬼？

我在苏联工作生活了 15 年之后，于 1940 年 3 月随同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那时，康生住在枣园，我们住在蓝家坪。

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莫斯科带回来一批俄文书报，为了使这些书报发挥作用，周恩来根据各单位的条件和需要，开列了一个名单，要我照单分发给这些机关的负责人，大约共七八份。而部分食物和礼品则直接送交毛主席。

所有收到物品的人都无什么反应，唯独康生非同一般。他首光打听这些东西是谁分送到他那里的？接着打听还有什么东西，怎样分配的？而师哲又是何人？并急切地要漠清我的底细。

在延安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没有人举行什么宴会，但康生却在枣园设宴招待新近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我也收到了请柬，但未去赴宴，其原因很简单，我对仅仅为了吃饭不感兴趣，不料这倒使康生对我大大增加了兴趣。他虽不露辞色，但行迹却说明他心急如焚。他从多方探听、调查，后来从周恩来向政治局的汇报中知道了一点情况——我仍将返回共产国际，于是更加紧了同我拉关系。

1941 年，机会来了。毛泽东要住枣园，于是康生搬到了杨家岭，与任弼时的住处很近，我作为任弼时的政治秘书，也住在附近。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同我接近，对我表示出格外的关心和亲昵，还给我作媒。说实在的，我当时是领情的，虽然也隐约觉得他们的作法超乎常情。

康生夫妇如此热情的原因，不久便以他自己的话作了注释。他说：“要在中国的社会上搞好关系，站得住脚，能发迹，就得重视两条渠道：一是教书，建立师生关系；二是说媒，成全男女间的好事。这不仅可以获得对你的好感，甚至可以成为长期友谊和恩典的基础。”他之所以把江青推到毛泽东身边，就是出于这种想法。至于他何以把我作为他“站住脚”、“发迹”的利用对象，我后来才渐渐醒悟到：那不仅因为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更因为我担负着中央和毛主席俄文翻译的任务，时常接近毛主席，所以他认为是大有用场的。还因为他听说我要回共产国际，他从他和王明都曾受到共产国际某些人的重用的经验而想利用我的，实际是还想利用共产国际。

从此时到撤离延安的 5 年间，我和他常有接触，有时还较频繁。所以他尽管善于乔装打扮、巧言令色，但得意之时，仍不免口吐真言，加上他的所作所为，使我对他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也给自己种下了祸根。

康生本姓张，原名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生于 1398 年。1917 年他家迁至诸城后改名张裕先，同年毕业于教师讲习所，又改名张权平，1924 年在上海大学，又改名张垇或张溶，延安枣园门口所题“延园”，署名赵溶，亦即康生。康生是他在苏联时的俄文名字的译音。他出生于山东胶县，家庭地主。民国初年，当地土匪蜂起，他们为了安全，全家迁诸城县城里居住，是当地有钱有势的大户，不仅拥有金银财宝，还收藏了不少琴棋书画、珍贵文物等。康生确实有才气，很小就学会刻图章、绘画，临写过各种字贴，也

学过各家的诗词歌赋。

出身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品德，我们革命队伍里不乏地主家庭出身的好同志，就是康生的兄弟三人中，也只有他这老三才是够特别的。他在得意忘形时，曾经吹他幼年时如何机灵，心眼多，办法多，如何看不起自己的兄长，特别容不得二哥，自己做了坏事，总是安在二哥的头上，然后向家长告二哥的状，害他挨打受骂。又说他如何心灵手巧，会做玩具，制做皮影人物等，总是想法子把二哥比下去，压倒二哥，使自己在长辈面前争到宠爱，得到袒护和支持。这些故事使我联想到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他这种心态和手法的延续和膨胀？

他打击、贬低别人，几乎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此种事例，不胜枚举。譬如，有一次在枣园食堂吃饭时，他把头向胡乔木一摆，说了一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声音并不高，却给周围人留下了深刻和印象。又如他在我面前表示很希望我到社会部去工作，说副部长“李克农活不久了”，但在李克农面前不知道又说了什么，使李在很长时间内对我耿耿于怀，却无法交换意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浪潮把康生也卷进来。他是用趋时髦、讲交情、论友谊、拉感情的办法，先混入进步学生之中，继而以他道听途说，生吞活剥的马列主义词句伪装自己，俨然以进步青年自居，然后竟以理论家自夸，他装模作样，一直混到他“盖棺”骗取了“论定”。

康生如何成为共党员的？何时何地经何人介绍入党？始终是个迷。我曾无意中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却说得前后矛盾，而且含糊其词，我始终没有听明白。1942 年有一天在杨家岭。他忽然特意地、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与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王友直。王友直是我的同乡，也曾同学。此人 1992 年 2 月逝世，王友直 1937 年从苏联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其时正任陕西省副主席，自然无法向他索证。但是解放后，我曾给王友直写信问过康生的入党问题，王的回信大出我之所料（此信我仍保存着），信中说：1925 年王本人在上海大学还只是个团员，1926 年末赴苏学习，行到海参葳的路途上才入党的，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任何人入党，包括康生。根据他的记忆，1925—26 年康生在上海大学也是团员，并未入党。致于康生何时转党，他毫无知。

也是在延安，康生还提出另一旁证，说和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李予超知道他是 1925 年入党的，可是李予超 1943 年曾声明说：他自己 1927 年以前还是团员，至于康生何时入党。他毫无所知。

康生的入党是个迷，康生何时以及如何成了中央委员也是个迷，没有人能证明。1928 年康生被国民党戴笠系特务逮捕，但不到两个小时就释放了，此事早有人反映过，只因“证据不足”，未曾立案。那时的党是幼年的党，还缺乏同敌人斗争的经验，对此事电就无人重视了。

康生同王明勾结之后，很快代替了顾顺章（此人系工人出身，第六届中央委员，后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管对敌斗争，领导特科，后叛变—— 笔者注），掌握了党的机密和保卫机关——特科。直到”‘文革”，与年幸存下来的同志的（如王世英，生前任山西省省长，他知道上海特科的情况，但正因如此，他在“文革”中被康生迫害致死——笔者注）面对康生这个迫害狂，才觉得当年在上海的一些不解之迷似乎有了答案。康生负责特科，曾经秘密处决过党员，都是以“混进党内的特务”的罪名处决的，而又有许多

党员认为被处决的还是好同志，只因那是掌握敌情的特科所为，于是只好表示相信，还只好承认自己的“嗅觉不灵”。

康生在以后的许多时候都是占据着保卫部门，并利用这个岗位陷害同志。陈云同志说得对：“康生是鬼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