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解散以后

1943 年 5 月，党中央收到了“远方”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通知。大意是说：在过去的历史时期，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中心——共产国际。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共产国际对他们起过一定的帮助和指导作用。而时至今日，各国共产党已经锻炼和成长起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中的复杂问题，再无需像共产国际这样的组织干预各国党内事务，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而国际执委会决定解散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同时取消它的一切附属机构。

与此同时，“远方”还发来了成立情报局的通知。意思是：由于欧洲形势的特殊需要，欧洲各兄弟党决定成立一个情报局，以研究国际形势，互通情报等等。实际上，德苏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机关已经变成了情报机关。

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我们同斯大林的联系仍继续着，苏方驻延安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因此有所变动。

1944 年，从重庆来到延安一批外国记者，其中有苏联的普罗岑柯。毛主席接见了他，向他谈了党的组织情况、思想教育问题。党的发展和干部培养问题。普罗岑柯提出应当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和干部的培养问题，接见后，主席认为普罗岑何这个人有头脑，有见识。

孙平这个人，同王明等人有共同语言，而对毛泽东的后，总是格格不入。1942—1944 年整风学习——审干——肃反运动一开始，孙子就从王明和博古那里，听到他们从自己的角度所作的介绍和评价，他全盘接受了。所以，尽管毛泽东给他和苏方其他人员作过多次介绍和解释，他们仍然疑惑不解。但当康生把肃反扩大化之后，在开始阶段有些担心的王明之流，反倒放宽了心，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而苏方人员则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态度。后来，在毛泽东亲自干预和领导下，到“七大”以前，肃反中受冤同志的问题已基本上全部得到了解决。

在“七大”期间，凡参加和列席大会的工作人员，都暂时移住杨家岭，枣园只有我和陈刚二人既要参加大会，又要照顾机关工作，在枣园和杨家岭之间往返穿梭。遵照毛泽东的安排，我还要给孙平做些翻译。

大会结束时，毛主席对大会的评价是：“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话既是如实的评价，也是回答斯大林的。

大会刚一结束，毛泽东便同孙平谈话。一是问他对“七大”的理解和感想；二是向他介绍会议进行的过程和意义（即帮助他理解大会）；三是要孙平把“七大”的主要文件和发言稿转送苏共中央。孙平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和理解，并以自己的方式向苏共转达了消息。毛泽东向他强调的：大会最后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领导核心（中央书记处），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有威望、最团结、最有力量的领导核心，而这是我们将要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点，孙平可能转达了。不过在谈话过程中，孙平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表态。

在苏联人中，毛泽东同孙平谈话最多。在谈话中孙平历来很少插话，有时不能逗起毛泽东的谈话兴趣。所以，他们的谈话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七大”自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开了 49 天。在这期间，国

际、国内都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首先是苏军 5 月 2 日攻克柏林，9 日攻下布拉格，井以这天为胜利日。法西斯残余势力也被迅速扫清。这预示着东方的战争也到结束的时候了。我们党的“七大”从历史角度看，是最适时、最从容不迫、最有成效的大会，它为迎接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 5 月 9 日欧战结束至 8 月 9 日苏联出兵我国东北、内蒙和朝鲜，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内，苏方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外界也未曾看出苏联军事行动的任何迹象。我们只是在苏军进入东北同日军打响以后才知道苏联向日本宣战了。然而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对这个时机抓得紧，也利用得十分巧妙。这期间，毛泽东精力十分充沛，日夜操劳，不知疲倦。党、政、军各级干部也表现了极其高昂的斗志。大批大批的干部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出发，利用一切交通工具和各种方法，而基本上是用两条腿奔赴前线和东北各地区，不仅要赶上接受日寇投降，还要赶在国民党飞机、车船的前头，我们也确实赶在了他们的前头。

苏联由于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之签有协定、条约等，又在国际会议上承担了义务，所以极力避免同中共和八路军发生任何正式的往来关系，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后，也保持了这种态度。还根据他们同美、英的协定，对我党施加压力，“劝”我们同蒋介石合作“维持国内和平”，“共同建国”。国共和谈之前，尽管苏方发誓在国共谈判时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以及离延、返延，都没有任何一个苏方人员露面，在延安的情报组人员也未发表过任何意见，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日本刚一投降，孙平等人就急于回国，但莫斯科要他坚持到 10 月底，可能是为了观察重庆谈判的动静。但据我所知，党中央和毛泽东没有同他们谈这方面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知道得既早又详尽之故。

孙平要赶在十月革命节前回到莫斯科。10 月 25 日（或 26 日）专门向毛泽东辞行，谈话大意是：总部来电要我们结束在延安的工作，最近将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国，我们特向你告别，并感谢你和中国同志对我们的关心照顾和工作上的帮助！我们没有什么可留作纪念的东西，只有自己备用的 4 支自动步枪，愿全部赠送毛主席，请派人前来提取。语言不多，干巴巴的。第二夭他们离去时，有 3 名女工作人员把他们送到机场。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前夕，1946 年 12 月下旬，一天下午，毛泽东问我： “同“远方”往来的电稿和密码等保存在哪里？如何管理的？我回答说：“全部保存在我手里。”他令我全部销毁。我问：“可否清理一下，把最重要的文件挑出几份，妥善保管，行军时我自己随身携带？”毛泽东立郎回答说： “不妥！如果受伤或被打死了怎么办？你快去把那些文件全部清理出来！” 我遵命回到办公室，刚刚把那一大包文件清理出来，毛泽东就跟着到了我办公室门口，并问我是否清理得彻底？当他确信全部文件都在眼前之后，便大致翻看了一下，要我立即烧毁。我就在门口的火炉里烧起来，而他也守候在一旁，直到文件全部化为灰烬才离去。我一方面为毁掉这些历史资料而惋惜，另一方面又十分钦佩毛泽东严谨、周密、万无一失的工作精神。此后，直到1948 年，这方面的文字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且，据我所知，这类来往电文，从未在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原文传达过，毛泽东只拣必要的内容融汇于他的讲话中。

1947 年 6、7 月间，当中央转战陕北到了小河，并在此召开会议时，国

民党的宣传机器和西方通讯社异口同声地喊叫说：中共的陕北总部已被国民党军彻底捣毁；共军被击溃，死伤惨重；贺龙、江青等人被俘，解送西安；正在围剿流窜股匪等等。莫斯科对这些消息竟信以为真，立即发电向我党中央建议：如果形势危急，难以支持时，他们拟派飞机来接中央几位领导同志暂时离开中国，以避锋芒。此时我正在子长县马蹄沟西北局所在地，接到中央电报，要我立刻赶到山西临具中央后勤机关。我接到命令后的第一天赶了140 里路，到达黄河边，次日赶到临县三交镇。这时，米大夫已从小河返回三交，讲了他亲眼所见的一切情况，大家笑敌人自欺欺人、说梦话。阿洛夫也给苏共中央报告了真实情况，一场虚惊才算完结。

10 月，沙家店战役结束后，中央转移到葭县的神家堡。这时，毛泽东要我陪同阿洛夫到此地来，毛泽东同阿洛夫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把撤出延安至沙家店战役结束这一段做了个总结。对沙家店战役的意义，今后战局如何发展，国内局势的变化等都作了分析和评价，甚至谈了许多细节。共谈了两次。

12 月，中央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并在这里召开了中央会议。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给苏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其内容与他这次会上所作的报告—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致，说明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进入了反攻阶段。

1948 年，毛泽东原拟秘密访苏，后接受斯大林的意见，放弃了这一打算。后来到了西柏坡，在 9、10 月间的一天午饭后，毛泽东把阿洛夫邀到他的住处，坐在院中一棵大树下，向他介绍中国各主要战场的情况，以及今后发展趋势。毛泽东兴致勃勃他讲着，当他讲到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还会有某些难以预料的失误时，阿洛夫想安慰毛泽东，急急忙忙插了话，说：“我们有一句谚语：砍伐树木时，难免有木屑飞溅”。意思是说胜利中也难免会有损失。这样两句话，不知为什么竟堵塞了毛泽东的言路，没有再谈下去。中苏两国接触，有许多民族性格和思维逻辑的不同而互相不能理解，以致发生不愉快。但就这件事来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两句话竟会扫了毛泽东的兴，他再也没有了兴致，由高谈阔论突然变成了冷场，无趣无味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