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到北京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央为了适应国内形势和当时的任务，对自身的工作安排和中央机构都作了相当大的调整。中央书记处既代表中央政治局，也代表中央委员会，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张闻天都住在枣园。书记处开会，有时请彭德怀和张闻天列席。而康生一直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样的会，并且他一直留住杨家岭。康生自己也十分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快，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他利用社会部在西安的关系，以高价为自己购买了几十盆名贵菊花，又花大钱运到延安，然而却改变不了自己的污秽面貌，反而更加丑恶。于是他为了暂避一时，并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便要求去陇东参加土改。

不久，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动向已明，康生又急急忙忙回到延安，然而他既怕死，又对战争一窍不通，于是赶忙又撤到瓦窑堡，接着东渡黄河，就在途经永坪时，如前所述，下令枪杀了王实味和几个外国人。

康生到了山西临县，晋绥分局让康生等人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给自己拚凑了一个班子，包括把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同志拉到自己身边，还特地邀来毛主席的长子岸英参加他的土改小组，说是为了跟他“学习”。1946 年 11 月，我到兴县贺龙同志那里去办事，路过郝家坡，住了一夜，次日清晨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难怪 1948 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肯定了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成绩”和“成功经验”，也肯定了康生“对分局的帮助”（这些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了）。

接着，康生又把自己的“经验”奉献给刘少奇（刘少奇能不上当吗？），并参加了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康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财”、“搬石头” 等等作法，都成了会议的正面经验，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消息传到中央，中央不得不委托任弼时替中央起草新的工作指示，下大力气纠正那些极左的作法。

全国土改工作会议以后，他带全家到了山东，担任了山东分局的书记。这是他比较得意的时期。他那在家里干投机倒把的儿子张子实也是在这时变成了国家干部，“文革”中甚至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然而，1949 年全国胜利在望的时候，康生却焦急不安了。这个心思却说不出口，于是他们全家在青岛演出一场闹剧——

曹轶欧的妹妹苏枚，因失恋而情绪不佳，常到姐姐家里散心，后来索性住在他们家里一起生活。然而不久却“疯癫”了，跳楼自杀，摔折了一条腿；接着曹软欧也“精神失常”了，康生也“病”了。至于他们发病的原因和闹“病”的目的，许多人心里都是明白的，只是不便说出而已。至于毛泽东，心里更是明镜一样，只不过不理他，让他装病装个够。

一直到 1951 年末、1952 年初的时候，他们在山东闹得大家不得安宁，他们自己也下不了台阶的时候，毛主席允许他们到北京来。康生夫妇把苏枚暂留在青岛，也暂时不让儿子张子实同他来往。一切安排好，他们来到北京。

康生到北京时，我恰好在外地出差，他们被安排在中南海与我同院的上屋。我回来时，家里人告诉我：康生夫妇病重，不会客，连李克农来探望，他都不接见。叫我不要去看望。我认为他们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岂有不见之理，我还是去了。

我见到的康生，根本不像个病人。他谈笑风生，精神好得很。他拉住我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意思是说他还能工作，其意图是为了我向毛主席反映，他知道我这个人心里存不住话。大小事都向主席反映，然而我却知道毛主席对他装病是明察秋毫的，何必还去反映？但我仍想帮助他，于是向刘少奇同志反映了，刘少奇说“应该给他工作做”，表示要予以考虑。

过了一两个月，康生住进了北京医院。

康生的病房，完全是一套家庭住房，有卧室、有会客厅、有厨房、卫生间等。他们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比谁都优越的安乐窝。有一次曹轶欧对我说： “在中央这里，毕竟同地方上下一样，甚至最时髦、最繁华的地方（指上海）也不能同中央的条件相比，我们深深感到还是回到中央好。”这就不难知道他们急于到北京的真正目的了。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往事一段。那是 1938 年，我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组织上给我分配的宿舍，恰好就是康生和曹轶欧居住过而刚搬走的那一间—

—柳克斯大楼里第 181 号，我们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打扫清理屋子，竟清理出半吨多的垃圾，沙发里、箱、柜里，尽是些烂纸、破书、破料衣物鞋袜等，臭气熏天，真不知他们是怎么在这样的的环境里生活了好多年？！

可是他们一回到中国，情形就大不同了。首先是他的秘书在不断增加—

—机要秘书、行政秘书，业务秘书、生活秘书、还有政治秘书等等。这些秘书当然都派了用场。于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书来承担，包括给他们洗脚、洗澡在内。他除了伙食标准同中央负责同志看齐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诸如：袜子非狗头牌的不穿；地毯是从中亚带回来的；衣服（特别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工厂生产的；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饼等。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向他所领导的社会部诉苦，以求得格外“照顾”。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艰苦奋斗的同义语，竟存在着康生这样的角落，能相信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有时享受咖啡，有时饮酒，虽不常饮，但酒量很可观。1916 年夏秋之交，他由于不得志而以酒浇愁。他把米大夫请到他的住处。搬出了珍藏多年的法国、英国名酒，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二人醉成料泥。这是他去陇东前的最后一幕。

他住进北京医院，有一次我碰巧见到了负责为康生医病的主治大夫—— 苏联专家，顺便向他探询康生的病情，谈话大致如下：

问：康生到底是什么病？病情严重程度如何？能医好吗？

答：这要看对谁说，又怎么说。如果是一般人，那就不能算病号，而应当让他出去做工作；但对负责干部、领导人来说，那就应该当做病号看待。你不要奇怪，我们那里也是一样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嘛。

问：没有病，为什么还要给人吃药？

答：看吃什么药。我们给他吃的是开胃、小补品、健脑、安神的药片，使他能睡好、吃好、休息好，精神振作、心情愉快，这没有什么不好嘛。

那么康生又怎样养他的“病”呢？他除了访朋问友之外，大部分时间则用于搜集古董玩艺、笔墨纸砚、陈字古画等物常请到他那里作客的有陈伯达、

田家英和我，还把他窃取的古玩文物、文房四宝等向我们展示一二，夸耀他自己的爱好特长，欣赏能力和鉴别水平。不外出时，多半是看书、写字、画画、雕刻、养花等。完全是一付不务正业、玩物丧志、没落土大夫气。

康生到北京来的心意，还不仅在于他的物质享受，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他能及时掌握中央的脉搏，能从江青那里得到最及时、最可靠的第一手情报，以便他们窥测时机，并为每一个机会苦心设什着抬高自己、出人头地的方案。他们的方案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把自己的发迹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灾难之上。

1956 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康生紧张地揣摸着大会的动向，曹轶欧则为了弄到一张列席证而疯狂活动。八大召开期间，康生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主席台的后面，曹轶欧也列席了大会。此次大会给饶漱石的问题定了性，康生立即捕捉到了这个机会，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现在才发现自己的病因正是饶漱石迫害所致（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时，也是华东局的常委，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笔者注），要我替他把信转给毛主席。我明知他撒谎，怎敢给毛主席转递这样的信？便对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饶漱石也倒了，还提他干什么？！”我没有给他转，后来得知，他通过别的途经还是转给了毛主席。此外，他还对人散布说：“凌云（延安时社会部的干部，离休前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康生在山东时，他任济南市公安局长）是特务”、“沙涛（幼年参加革命，在延安时也是社会部的干部，在山东给康生当机要秘书）监视”他。沙涛调到甘肃工作后，康生又找到当时任北亨市公安局长的刘勇，要他整沙涛，刘勇没有干。后来在“文革”期间，凌去和沙涛还是未能逃脱康生的迫害，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八大以后，康生急于要出院，要工作，但实在很难给他找到适当的岗位，最后决定暂时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安排他的工作。陆定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是候补委员，陆定一带着康生出去视察工作，总是把康生推到前面，陆定一是出于对同志的爱护和谦让，而康生却把这利用来抬高自己。

到了 1958 年初，八届二中全会时，康生已经很神气了，虽然尚无正式工作，但他已经以“中央首长”自居了，以大人物的派头出没于各种场合。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主席递了个“写小说反党”的条子，于是产生了所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并从小说瓜葛到习仲勋，又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给死魂灵高岗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既“里通外国”，就应该有“通道”，这“通道”就是师哲、卢镜如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同志；更进而搞成个“西北集团”，于是西北籍的干部中许多人遭了殃。到了“文革”，这雪球就越滚越大了。而康生呢，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文革”中更是大显身手，红得发紫。进而升任中央副主席。从他走上政治舞台直到他死去，没有停止过陷害同志的勾当！

“文革”后，由于醒悟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呼声，康生的骨灰才从烈士陵园被可耻地抛了出去，又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之一。这时才算是盖棺定论了！

[首刊于《炎黄春秋》1992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