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与王明

1929 年—31 年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大批被捕、被杀。然而，康生夫妇却安然无恙。作为处决了大批“特务”的特科头目，这不能不是个“奇迹”！更奇特的是他从此竟大大发迹了。

1931 年初，人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决定在空前白色恐怖的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这个时间和地址的选择都是令人不解的。然而，这是王明和米夫（苏联人）的主意，其原因就在于米夫急于把王塞进中国共产党中央；王明则受宠若惊，也急于改变自己的境况，谋取党的高位．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要走这一步棋。问题是这步棋怎样才能走成？王明在国外六七年，对国内情况知之甚少；米夫只是整天在办公室里读报章、刊物的一个外国人，又能有何作为？康生以他恃有的“政治嗅觉”捕捉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自告奋勇，要求帮助王明和米夫工作。而王明和米夫正是求之不得，于是把这次会议的一切筹备安排工作，通统交给了康生。康生果然不负所望，大显神通，在对共产党屠杀还在升级的时候，四中全会竟顺利地召开了，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和麻烦，这还不算是天大的奇迹吗？！

在这次全会上，王明从一个普通党员一跃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个月后。由于总书记向忠发的叛变，他又直接接替了总书记。康生则由追随李立三转而紧跟王明。

这次会议的“成功”，使康生获得了重大的政治资本，从此便飞黄腾达起来，然而，党却在四中全会之后遭到了更大的破坏，更多的同志被捕和牺牲了，各大城市党的组织也同时遭到了破坏，以至于党中央不能在上海立足，党在白区的组织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内也出现了分裂（罗章龙另立中央）。

就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王明惊恐万状，但任总书记才一个月，便辞去该职，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去了苏联。康生夫妇则在上海安全地呆到 1933 年。

中国的环境极度恶化，幸存的一批同志先后去了苏联，康生这个瘟神在王明的支持下也去了苏联。他一到苏联，便立即提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之职，同王明紧紧地勾结在一起，同时施展了他陷害共产党员的本领。

1934—38 年间，最苏联肃反扩大化最严重的时期之一，这种时候，正是康生最得意、最能施展本领的时候。他同王明一起，把他们所认识的、所了解的、一起工作过的或被他们利用过的中共党员，一个个地扣上“托派”、“右派”、“反党嫌疑分子”或“奸细”的帽子，提交苏联的肃反机关处置厂。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时被逮捕下狱的。半而未被处决。1938 年，任弼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个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 1939 年获释出狱。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将米夫——王明——康生作一简要交代。

米夫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副校长兼党支部局书记，被苏联认为是中国问题的权威。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米夫对他很赏识，也极力提拔他，他们以师生相称。米夫后来调到共产国际为东方部负责人之一。米夫一心想选用王明，千方百计为他创造进身的条件。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已有瞿秋白、

苏兆征等同志，米夫为了把王明也拉进共产国际机关，并占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迫不及待策划了 1931 年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后，米夫、王明先后回到莫斯科。王明回到莫斯科简直成了一个身价百倍的大红人。米夫为了突出王明，自己退到二线，在背后给王明撑腰。米夫违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意志，费尽心血，绞尽脑汁，出尽力量，硬是让王明在共产国际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设立了独立的办公室，安排了自己的全班人马。然而，他名声虽显赫，威望却全无；权力虽无上，能力却低下，大家不佩服他，明里暗里反对他、为难他。中国青年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

—“小鬼”，意思是“人小鬼大”，旦水平低下，很不成熟。他只会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的一些词句，还想利用来打击别人，结果却常常使自己狼狈不堪，焦头烂额。

在这种十分窘迫的情况下，米夫和王明想到了在上海帮过他们大忙的康生。

1933 年，康生到达苏联，成了王明离下开的副手。王明委托康生出使德、法等国，并顺便把毛泽东的儿子岸英和岸青从法国带到莫斯科，这正是康生的机灵之处。

在 1935 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后来印成小册子，即臭名昭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康生在大会上为主子呐喊助威，也作了“副报告”，报告的末尾高呼“王明同志万岁”。于是他们的狼狈关系更加紧密了，他们曾不止一次联名向党内下发文件，东北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如冯仲云）就多次收到过“王康指示”。“文革”中，康生得知冯仲云保留有“王康指示”，便派人从冯仲云那里骗出来一份，予以销赃灭迹。但后来又从林某那里得知冯仲云并未全部交出，手里还存两份，康生拿不到手，便给冯仲云加了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冯仲云很快就死于狱中。

1936 年苏联肃反时，国际机关在党员大会上宣布米夫是暗藏的托派分子、反党阴谋家，王明当即站出来揭发、批判米夫。这一举动使在场的人无不震惊，为之瞠目！王明的“人小鬼大”、“机灵”程度可见一斑。季米特洛夫曾说王明“这一转变，真使人哭不得笑不得”！

无独有偶，康生的机灵劲比王明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 年 11 月，王明、康生两对夫妇同乘苏联飞机回到延安。据后来曹轶欧对我说的情况大概是这样：他们一下飞机，就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欢迎他们的阵势——毛泽东身后站着那么多的高级干部，于是康生脑子里就转起了各种念头，考虑自己如何转变，如何改弦更张。不过，他初到延安还是极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后来听到毛主席的批评，他立即又说：王明的小册子简直就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奋斗”，并把自己喊了“王明同志万岁”的那份“副报告”文字稿立即销毁，随即向毛主席诉苦，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歧视、排挤、打击，处处同他过不去，甚至受到迫害等等（此手法后来又用于别人身上）。应该承认，康生那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要比王明高明得多，巧妙得多。

1939 年末，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在一次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季米特洛夫间周恩来：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如何？同毛泽东的关系如何？合作得好吗？周恩来回答说：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去，拉了一部分同志，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底，另立中央。季米特洛夫立即严肃地说：“王

明回国前，我们再三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是国际执委会成员，又是书记之一，就可以翘尾巴，不听党领导的话，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毛泽东之上。须知，他（指毛泽东）才是在人民群众中，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才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真正领袖，而绝不是别人。希望王明回国后放下架子，尊重毛泽东，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我和斯大林都这样告诫过他，可是他竟然不听我们的劝告，这使人很失望。他，看起来是个精灵的人，为什么在实际活动中又这么愚蠢呢？”是啊，王明是愚蠢，康生却是鬼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