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党中央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主要是同斯大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当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就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同斯大林商讨。所以，1948 年 4 月毛主席率中央部分同志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时，就打算亲自访问苏联，组织了一个精干的代表团，准备乘吉普车开往中苏边境。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复电的大意是：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关头，毛主席作为统帅，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将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听取毛主席的意见，望毛主席再三考虑。

毛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同年 5 月，毛主席到了平山县的西柏坡。当时驻保定的敌军欲以骑兵奔

袭石家庄。由于战局动荡，苏方不宜来人。直到 1949 年 1 月，我军攻克天津，歼灭了保定之敌。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 月 31 日米高扬抵达西柏坡，这一天正是我军进驻北平之日。米高扬的随行人员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 N·柯瓦廖夫和汉学家 E·柯瓦廖夫以及两名警卫人员。米高扬在西柏坡呆了一个星期，与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进行了会谈，主要是由毛主席向米高扬详尽他说明当时我国国内战争形势和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步骤，以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形式，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米高扬说他只带了耳朵来，听了毛主席的意见后回去向斯大林汇报。这次会谈由我和 E·柯瓦廖夫担任翻译，但 E·柯瓦廖夫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气极，说要捶他。

1945 年 5 月初，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记苏。为此，委托刘少奇、周恩来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从东北调王稼祥来中央，专门负责筹划出国访问有关事宜；还调来戈宝权。邓力群等同志帮助工作。

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是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受毛主席的委托并代表毛主席前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井为毛主席访苏作准备的。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和我。另有几名工作人员。

7 月 2 日，刘少奇、王家祥和我从北京出发，到了沈阳，高岗、徐介藩加入。我们一行乘火车先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去苏联。因沿途在伯力。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鄂木斯克。斯维德洛夫斯克等地降落休息，受到当地领导的欢迎，所以飞了六天才到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苏共中央外事处工作人员什捷尔巴可（后来于 1978—1986 年任驻华大使）接我们到别墅休息。

刘少奇同斯大林共会谈了五次，前四次是交换意见，第五次是告别。在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表示了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这里要说一下斯大林的错误是什么。在我们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力量估计不足，认为蒋介石有装备精良的几百万大军，背后还有个美国，而苏联无力援助我们，怕我们打不赢蒋介石，所以表示了不同意打。毛主席当然没有听他的，也没有向苏联求援。毛主席对中国革命作了正确的估计和正确的指挥，将战争引向胜利。1948 年 12 月间，苏方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停

止内战，说服中共别打了，还引用了一句古语“史弟阅于墙，犹外御其侮。”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军已包围了天津和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并在组织平律、淮海两大战役，国民党力逃避覆灭的命运，想出了这么一招。这次苏联政府只是将原信（俄文）转给了我们，未作任何表示。这说明斯大林此时对中国革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我将那封信译成中文后，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看了，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周恩来说了句， “一看就知道是王世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笔法，文谄谄的。”毛主席则一言未发，不予理睬。

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间刘少奇：“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刘少奇说： “没有。”斯大林说：“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斯大林说这话时，态度非常严肃，深感内疚。

经过两次会谈，王稼祥提出：这样谈法太零碎，最好写个书面的东西，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革命形势和下一步的作法，征求他们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同意。于是王稼祥把他在出国之前就已准备的提纲再一次斟酌之后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为这个提纲很好，便亲自写稿由我和一位苏联同志翻译，随写随译，很快便送交斯大林，并附信说希望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看看。

第三次会谈就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元帅们阅读了中国代表团写的材料之后，斯大林专门为我们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请几位元帅列席研究这个材料。会谈中斯大林解释说：因为材料中军事问题很多，所以请了几位元帅来参加。对材料本身，斯大林认为写得很清楚，他自己没有意见，也没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提出。参加会谈的苏方同志也都表示没有意见和问题。然后斯大林问中国代表团有什么问题。对提问题我们是有准备的。刘少奇提的问题，一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一个是对世界革命力量如何估计，对两大阵营如何估计。还有其它一些问题。

斯大林回答的大意是：在目前不大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暂时谁也没有这个力量。革命力量是向前发展的人民力量比战前更强大了。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人民不愿意战争，战争就打不起来。至于和平能维持多久，要看我们的努力和形势的发展。我们要建设，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维持几年。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世界上没有疯子。斯大林举了几天前刚刚发生的一件事为例——美国国防部长风闻“苏军从阿拉斯加登陆了”，他就跳楼自杀了。

在这次会谈中，刘少奇对斯大林说，我们打算在 1950 年 1 月 1 日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说：“你们很快就过长江了，你们的政府设在那里？国家不可长时期无政府。”我们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肯定不会很快承认，我们不抱希望，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我们就不孤立了，可是这一点也无大的把握。斯大林这次提了一下，态度也不很明朗。8 月，当我们告别回国时，斯大林又强调说：“无政府的时间不能长了，否则外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那样就被动了。” 斯大林提醒我们警惕。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的详细内容都及时电告国内，于是党中央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当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后两个小时，苏联就来电承认井致祝贺，接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

同斯大林的第四次会见是在斯大林的别墅。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方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尊敬，也请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见，不过主要是斯大林

同刘少奇对话。后来大家鼓动江青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看江青很年轻，怕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便离座在厅中走动。其实江青并不怯场，她站起来，举起酒杯，不慌不忙他说：“我举杯，向斯大林敬酒，希望斯大林健康长寿！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斯大林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

在继续交谈中，斯大林讲到中国的党是成熟的党，中国的干部是成熟的干部，有水平；还讲了革命中心东移问题。斯大林说：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祝酒。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的祝酒应该接受。”推让了半个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这杯酒。苏联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对即将成立的中国政府的领导，斯大林认为是成熟的，特别指出总理和外交部长是现成的——即周恩来，那是当之无愧的。

国民党驻苏使馆人员此时全都弃馆逃之杳杳。这次会谈后，王稼祥在莫斯科一面养病，一面领导徐介藩等人去接收和筹建新的中国驻苏大使馆。高岗也提前回国了。最后一次会见斯大林，只有刘少奇和我参加。

斯大林邀我们到他的别墅，引刘少奇参观他的花园。花园很大，种了各种各样的试验田，其中有从我国引去的谷子，已长出谷穗，大约两周后即可成熟。斯大林很想让我们在莫斯科吃到小米粥。但我们就要启程回国，所以他惋惜他说：“这次做小米粥是来不及了。”并且说他想大面积播种。斯大林还介绍了他的各种作物。我们在花园里呆了很长时间。到吃饭时，来了几位政治局委员作陪。这次会见也是告别。

回国时，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批苏联专家。我们原提出需要 150 名。斯大林将这事交 N·柯瓦廖夫去办。他物色到了各行各业的专家 96 名，并亲自带领，和我们同车来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