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母亲

虽然在同毛泽东的初次会面时，他对我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但他并不就此止步，他还要对我有更多的了解。在以后的闲暇时间里，他仍要我谈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我也愿意毛泽东对我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只要他愿意听， 我就谈。

我向他介绍了我的出身。

1905 年农历 5 月 24 日（公历 6 月 30 日）我降生在陕西省韩城县（今韩城市）井溢村。

在我降生和度过幼年、少年的家庭中，谈得较多的是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太贤惠，我太思念她了，总是不知不觉地想她、谈她。

母亲出生在韩城西原村一户富有的吉姓家庭。幼时，听大人们这样说： “一天早上，我的外祖父起床后来到院中，一阵清香扑鼻，他以香觅踪，发现一朵红艳艳的玫瑰花开放了，只此一朵！而花开之时，也正是我的母亲降生之时，外祖父正在为刚刚来到人间的女儿思考着名字，看到玫瑰花仅仅开了一朵，又是那样的婀娜多姿，他默念着“一朵红，一朵红”，忽然灵机一动：“对，女儿何不叫‘一朵’！”这就是我母亲名字的来历。

母亲自幼生活的那个家庭，物质生活是比较优越的，但是孔孟之道，而“三从四德”是教育女子的核心。她就是在这种封建礼教的束缚下，15 岁做了媳妇，苦难便伴随着她的终生。

现在十五六岁的女孩，正是最无忧无虑，求学上进之时。可是那时候的女子，十五六岁就算是大人了。我母亲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中的一个典型。她那矮小瘦弱的身躯，童稚未脱的心灵，却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她伺候公婆，一丝不苟。从 16 岁就生儿育女，共生养了 9 个孩子，长大

成人的 7 个。在那个年代，孩子的成活率如此之高，应该完全归功于我的母亲。每个孩子都是她的心头肉，她不让他们受到半点的委屈，除了田间的农活外，全家十来口人的吃、穿、用都出自她的双手。而她的针线恬和食品制作，在全村都是鼎鼎有名的。妇女们都以她制作的衣物、饮食为最高标准， 推崇羡慕之至。

现在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治家能手，全家的顶梁柱，却备受虐待！ 在那个愚昧野蛮的时代，婆婆以虐待媳妇为享受；丈夫骂妻子是他的“尊

严”。我的母亲每天生活在恐怖之中。只要听到丈夫同婆婆嘀咕，或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就吓得哆嗦成一团，因为紧接而来的就是拳脚相加，她的身上总是伤痕累累。

他们的打骂是不需要什么理由，更无需讲什么道理的，什么都可能成为他们打骂的借口。例如：有一次母亲搬粮食，她端着装有几十斤面粉的簸箕从院子穿过。由于沉重，她使出全身的力气，脸都挣得通红。婆婆却说她看到大门外的野男人，所以脸红了。不用说，又是一顿毒打。（因此，我也悟出：“欲加之罪，患何无辞”正是伴随封建主义而存在的，在中国有着很深的根源！）

曾经给过她无限温暖的娘家，对她的苦难却是丝毫无能为力，因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啊！

她也只能听天由命，仍以孝敬公婆、做贤妻良母为本分，忍辱负重，忍

气吞声。因为在那个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公认的道德准则，绝不能越雷他一步。

我长到 13 岁时，便以男子汉自居，挺身而出，捍卫母亲。父亲大概意识到得罪不起儿子，才渐渐停止了对母亲的虐待。后来听我的女儿秋朗说：她的祖母在我离家的十年中，常常因思念她的长子（我）而落泪。

（秋朗夹叙：“现在照顾我父亲的阿姨常说：“你爸爸那么大岁数了， 说起他妈掉眼泪。”可见他们母子情深，可见他太同情我的祖母了。其实我和他一样，说起祖母，眼泪总是止不住。）

我的母亲只活到 51 岁，那时我正在苏联，既未能对她养老，更未能力他送终，遗憾之至，奈之何哉？

毛泽东在听我这些叙述时，颇为动容。原来他也有一位善良的母亲，他也非常爱他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从不训斥他，不指责他，但他从母亲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

1919 年他在长沙教书时，母亲患病，他把母亲接到长沙治疗，不幸病情

恶化，与世长辞，终年才 53 岁。他当时写了《祭母文》寄托哀思。他还给我背了一遍，我未能记住。后来我到韶山参观时，在他父母的合葬墓前，看到了这块碑文，并仔细阅读过。记得前面几句是：“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逻选亲疏，一皆覆载；恺侧慈祥，威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 不存欺心⋯⋯”

我们的母亲多少相象！